家族政治与基层治理（3）

社会结构的固化。城乡分治之下，中国的社会结构几乎凝固不变。中国城市化率1950年为7.3%，30年之后，1980年仅达19.4%，1990年也只有26.4%，中国依然还是农业社会。县域之中，存续千年的宗族村落社会的基本格局一直未变。千年村落为数众多，一般村落也逾百年。村里村外，家族成员或聚或连，盘根错节，枝繁叶茂。虽然，宗族组织体系土崩瓦解，但宗族成员血脉相连的人伦关系无法铲除，长期共同生活的深厚情感难以消退，积存已久的集体记忆和相沿成习的传统规则无法抹去。民众自主行动的其他组织资源也完全消解：正式的宗教组织被纳入严格的政治管理系统，各种名目的民间宗教不是被取缔就是自然消亡，其他名目的互助会社、志趣组织和利益团体，如香会、花会以及各种帮会等，被全部取消，连在革命年代由中共一手建立的农会组织也停止运行。于是，艰难的生存境况和封闭的生活环境，使得传统家族组织的互助体系得以维持甚至得到一定程度强化，这不仅体现在婚嫁、丧葬、建房、看病等家庭大事方面，也体现在日常琐事当中。

宗族体系的修整。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近20年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急剧深刻变迁，人口流动规模大、频率高。转型时期，旧的体制已被打破，但成熟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法律体系尚未建立起来，社会信用普遍缺乏，公共权力常被滥用，公民自主组织极不发达，在此情形之下，能够为民众寻得机遇、争取利益、提供保障的，除了一些政治组织，主要还是家族组织或类家族组织。新中国成立60年来，对于一般中国民众而言，家族组织依然还是家族成员互帮互助、相依为命的文化—利益共同体。因此，既是出于精神慰藉和文化追求，也是出于利益拓展和权利保障，在严厉的政治管控稍有放松以后，许多家族开始恢复宗族组织体系，重修宗谱(家谱)、宗祠，重塑祖宗牌位，重建祖茔墓碑。

现实需求：等级现象与职业选择

职业选择与身份等级。今日中国依然存在严重等级现象，不同的阶层、不同的职业，往往意味着差距巨大的政治权利、经济待遇和社会声誉。

在相当长时间里，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的发展机会和就业权利极不平等：几乎所有地区的国家机构、社会团体及事业单位基本不对农民“招干”，所有城市都对进城务工农民的职业、行业进行严格限制，进城务工农民大多从事重工业、制造业、建筑业等脏、累、苦、险的体力工作。那些进了城、进了厂的农民，除了极其优秀和幸运的少数人员，绝大部分的政治身份和社会身份还是农民，他们享受不到正式工人和普通市民的基本权利。一定意义上讲，对于所在城市，进城务工农民就是经济上的贫民、政治上的弃民、社会上的贱民。极力寻求一份体面工作，乃是中国民众太过正常的理性追求。

权力本位与职业选择。在现今体制下，政治权力侵入并控制着社会生活的每个阶层、每一领域，获取政治权力往往拥有“赢者全得”之效应，求助政治权力、获取政治权力也就成了普遍的社会现象。

县域之内，工作体面、待遇丰厚的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数量极少，自主创业的机会和资源也无法与地级以上城市相比，因此，各色人等竞相挤入党政部门进而尽快谋就高位，干部子弟自然也不例外，党政干部之间的联姻也往往成为理想的婚姻选择。在大型城市，尤其是直辖市和省(区)会城市，获取好工作的机会要多得多。特别是高干子弟，除了党政部门，大型国企、事业单位也是不错选择，况且，根据规定，副处以上干部就可在党政部门、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之间自由流动，对于高干子弟而言，谋求一个副处以上职位可谓轻而易举。此外，效益较好的大型民企、外资企业也都有美差可选，自主创业甚至去国外发展也都更易成功。所以，家族政治在基层与高层一样存在，只是呈现方式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