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和规律性

引言

自上个世纪后期以来，“东方国家”和“东方社会”成了我国“东方学”学者不时谈论的话题。他们力图把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同时也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问题，纳入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的框架中去；他们力图说明，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不过是“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指导的结果。据说，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及其后继者们)的著作中发现了这方面的“理论依据”，而实践似乎也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证据”。他们把俄国、中国、东欧以及其他落后国家概括为“东方国家”，而把上述“理论依据”和他们自己的理论见解混为一体，归结为“东方社会理论”。我们注意到，所谓“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已经进入了作为大学教材的《科学社会主义概论》[1]，说明“东方学”已经作为学科确立下来，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在围绕这个主题发表的论著中，俞良早教授的《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研究》(以下简称“俞著”)更具有代表性和系统性。

俞著从“东方视角”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和“东方”相关的衍生概念——“东方国家”、“东方社会”、“东方理论”、“东方社会理论”、“东方社会主义”、“东方社会主义理论”、“东方社会发展的学说”，“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马克思主义东方学”，等等，并构筑了一个“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体系”，即“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邓小平关于东方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理论构成的一个大的理论体系。”其目的似乎首先在于揭示规律性的东西，从而增强“东方学”的理论性，其次在于解决“东方学”学者认识上“脉络不甚清楚”和“存在较大的偏差”的问题。[1]12

俞著中的“东方”本身就是一个不确定的模糊概念：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中，“东方”实际上仅限于俄国(俄国公社和俄国革命)[1]58；在“列宁的东方社会理论”中，东方是指“俄国和东方其他国家”[1]94；而在“行进中的东方社会主义”中，东方则是指“亚洲、东欧等地区”[1]268。这样一来，“东方”这个框架就可以容纳更多的东西了。

俞著得出的主要结论是：(1)“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在不同的时期确实提出和形成了东方社会发展的学说”——“马克思主义东方学”。[1]4(2)“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社会的理论，即关于西方先于东方胜利并且为东方树立榜样和提供帮助的理论”[1]16；第二阶段，“列宁关于东方社会的理论”——“东方社会主义战略理论”[1]20，标志着“东方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1]29；第三阶段，邓小平关于东方社会的理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标志着“东方社会主义理论的成熟”[1]29(俞著强调指出，“邓小平理论在一定意义上等于东方社会理论”，“邓小平理论就是东方社会理论”[1]21,22)。(3)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已经揭示出东方社会发展的若干重要规律”(六大规律)：东方各国革命和发展的道路不同于西方；东方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东方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努力建设先进文化；东方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逐步和不断地推进民主制度建设；东方执政的共产党必须加强自身建设；东方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处理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1]5－11。(4)列宁和邓小平的“20世纪东方社会主义理论”，即“由列宁理论、邓小平理论为代表的正确指导俄国、中国等东方国家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实践的科学理论”[1]24。(5)“20世纪东方发展的三大规律”：以社会主义方式实现发展(东欧的俄罗斯等国有几十年以社会主义方式发展的历史；亚洲的中国、越南、朝鲜一直坚持以社会主义方式发展)；对西方抗争和反击；主动融入全球化。[1]268－276(6)“行进中的东方社会主义”[1]268的特殊性：俄国和中国等国经济落后，既“决定了这些国家先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必然性”[1]279，也决定了这些国家“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曲折性”[1]285。

俞著借助“东方”这个框架想要表达的主要观点是：第一，“东方”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第二，“东方国家”正因为经济落后而必然先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第三，“东方社会主义”的曲折性同样根源于经济落后，但曲折并非社会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第四，“东方社会”和“东方社会主义”有不同于西方的特殊规律，从而把东方和西方看作是两种不同的经济社会形态。第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标志着“东方社会主义理论”的成熟，在东方国家具有普遍意义。第六，西方国家之所以至今没有走向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因为在全球化条件下从发展中国家获取了生命力。

我们可以看到，俞著的全部内容和观点是建立在“一个框架”(“东方社会”)和“两个支点”(“经济落后”和“全球化”)的基础之上的。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俞著的所谓“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和“东方社会主义”已经自成体系，除了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为“东方社会”这个概念寻找理论依据外，已经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本身(“两个伟大发现”和“一个科学结论”)；在“东方社会主义”的名义下，一方面肯定了“落后国家更容易搞社会主义”这样一种观点，另一方面肯定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性；在“东方社会理论”第三阶段和“行进中的东方社会主义”的名义下，一方面模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的原则区别，另一方面在实际上改变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