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和规律性（7）

19世纪末的俄国唯一出路是尽快地过渡到资本主义工业。恩格斯在1894年指出，从1882年《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提到俄国公社的前景以来，深深陷于解体的俄国公有制已经又向前迈了一大步。随着农民的解放，俄国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从而也进入了土地公有制迅速灭亡的时代；货币经济开始使得俄国公社解体。现在世界上也没有一种力量能在俄国公社的解体过程达到一定深度时重建俄国公社。在这种情况下，就只有一条出路：尽快地过渡到资本主义工业。当法国建立起第二帝国的时候，当英国的资本主义工业繁荣昌盛的时候，实际上也不能够要求俄国在农民公社的基础上投身于自上而下的国家社会主义的试验。这样一来，俄国越来越快地转变为资本主义工业国，很大一部分农民越来越快地无产阶级化，旧的共产主义公社也越来越快地崩溃。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要想保全这个残存的公社，就必须首先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必须在俄国进行革命。俄国的革命还会给西方的工人运动以新的推动和创造新的更好的斗争条件，从而加速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没有这种胜利，目前的俄国无论从公社那里还是从资本主义那里，都不可能达到社会主义的改造。[6]444－451恩格斯在这里指出，要想保全残存的俄国公社，就必须首先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然而，在俄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的情况下，唯一出路是尽快过渡到资本主义工业。

由上可见，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俄国公社问题的论述，作为所谓“马克思主义东方学”或“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的重要依据和主要内容，纯粹是牵强附会。第一，虽然恩格斯也把俄国公社看作是“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但马克思所说的东方，从来不包括俄罗斯；况且，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把俄国公社作为“东方社会”问题来考察，而是作为不同于西欧的可能的发展道路来考察(其基本立足点是俄国公社保存了土地公有制)。第二，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提出俄国公社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这样的观点，更没有将其扩大到根本没有土地公有制的其他“东方国家”(例如中国)。马克思只是提出，如果俄国公社能够保存下来，在西欧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前提下，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即不经受资本主义的屈辱和苦难。而后来恩格斯得出的结论则是，俄国公社的解体已经不可避免，俄国的唯一出路是发展资本主义工业。第三，恩格斯并没有提出俞著所说的下述观点：在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促进下，俄国将在俄国公社的基础上与西欧国家同时实现社会主义改造。[1]81恩格斯讲的是“社会改造”，首先是“经济制度的变革”。而这种社会改造和变革的任务，在西欧和俄国具有不同的性质，西欧的任务是社会主义改造(革命)，而俄国的任务则是“资本主义革命”，俄国不可能“把大工业嫁接在农民的公有制上面”。第四，后面的论述表明，由列宁开创的落后国家的特殊发展道路，并不以农民公社、氏族制度和土地公有制的存在为前提，因而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公社问题的论述没有关系。所谓“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观点，来源于列宁和斯大林。

三、列宁、斯大林所说的“东方”是指“亚洲的被压迫民族”

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所说的“东方”不同于马克思所说的东方。列宁提出“东方”概念的时间是十月革命之后(尤其是遇到困难和挫折之后)。列宁著作中所说的“东方”，既是相对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而言的，同时也是指位于苏联东方的国家。这里的“东方”主要指中国、印度和波斯(伊朗)；“东方”的进一步扩大是指亚洲国家，以及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被奴役国家、被压迫民族。斯大林和毛泽东关于“东方”的论述，继承和延续了列宁的观点。显而易见，从列宁到斯大林，当时都没有把俄国(苏联)本身归入“东方国家”，而是视为西方和东方之间的“桥梁”。这就是说，东方和西方的概念和两大阵营的概念并不完全一致。

列宁着重考察了苏维埃运动和“东方”亚洲殖民地国家革命的关系。列宁所说的“东方国家”首先是指中国和印度。列宁的主要观点是：第一，苏维埃运动都已经在整个东方、整个亚洲乃至一切殖民地人民当中打下了基础。他说：“苏维埃的作用和意义在东方各国也普遍地为人们所了解了。”“在整个东方，在整个亚洲，在一切殖民地人民当中，苏维埃运动都已经打下了基础。”[7]273这里所说的“一切”显然言过其实。第二，认为“落后民族的国民经济必然要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他说：“问题是这样提出的：目前正在争取解放、而战后已经有了进步运动的落后民族的国民经济必然要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种说法究竟对不对。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如果胜利了的革命无产阶级对落后民族进行系统的宣传，而各苏维埃政府以其所拥有的一切手段去帮助它们，那么，说落后民族无法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就不对了。在一切殖民地和落后国家，我们不仅应该组成能够独立进行斗争的基干队伍，即党的组织，不仅应该立即宣传组织农民苏维埃并使这种苏维埃适应资本主义前的条件，而且共产国际还应该指出，还应该从理论上说明，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7]279在列宁看来，“苏维埃”这种制度形式既可以存在于苏联这种“先进国家”，也可以同落后国家相适应；一旦过渡到苏维埃制度，就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了。第三，国际关系既有不利的方面也有有利的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作为东方国家的印度、中国等等国家的发展，已完全按照整个欧洲的资本主义的方向进行。但由于东方国家已经最终卷入了世界革命运动的总漩涡，必然引起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运动。但是，帝国主义者已经把整个世界分裂为两个阵营，占人口大多数的东方国家必须建立文明。他说：“国际关系体系现在已成为这样：欧洲的一个国家受着各战胜国的奴役，这就是德国。其次，一些国家，而且是西方一些最老的国家，因获得胜利而能够利用胜利向本国被压迫阶级作一些不大的让步，这些让步毕竟在推迟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造成某种类似‘社会和平’的局面。”“同时东方许多国家，如印度、中国等等，正是由于最近这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影响而完全被抛出了自己的常轨。这些国家的发展已完全按照整个欧洲的资本主义的方向进行。”“因此，现在我们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在我国这种小农和极小农的生产条件下，在我国这种经济破坏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支持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天呢？不过，这些国家完成这一发展过程……不会是经过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里平衡‘成熟’，而将是经过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进行剥削，经过对帝国主义战争中第一个战败国进行剥削，再加上对整个东方进行剥削的道路来完成的。另一方面，正是由于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东方已经最终加入革命运动，最终卷入了世界革命运动的总漩涡。”“现在全世界正进入一种必然引起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运动，这对我们是有利的。但是也有对我们不利的地方，这就是帝国主义者已把整个世界分裂为两个阵营，而且因德国这个真正先进的、文明的、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现在很难抬起头来而使这种分裂更加复杂化。”“为了保证我们能存在到反革命的帝国主义的西方同革命的和民族主义的东方，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同东方那样落后的但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发生下一次军事冲突的时候，这个大多数必须能赶得上建立文明。我们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虽然我们已经具有这样做的政治前提。”[7]794－796在这里，列宁提出的最重要的观点是：在“先进国家”苏联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显然，这是一种不以公社所有制为前提的适合于所有落后国家的“跨越论”观点。而且，他的观点存在明显的自相矛盾：一方面认为，东方国家的发展已完全按照整个欧洲的资本主义的轨道进行；另一方面又认为，正在全世界引起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一方面认识到，俄国本身的文明程度还够不上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另一方面，又把苏维埃制度生存的希望寄托于在东方国家“建立文明”。

斯大林进一步考察了十月革命后“东方”被压迫民族革命的特征和前景。斯大林所说的“东方国家”(“东方”、“东方各国”、“东方被压迫民族”、“东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东方革命运动”)，不仅包括列宁所说的印度和中国，还包括西亚和北非的波斯、埃及、摩洛哥等国。他说：“帝国主义者一向把东方看作自己幸福的基础。……这其实也就说明为什么帝国主义者在欧洲作战和谈论西方的时候从来没有不想到中国、印度、波斯、埃及和摩洛哥，因为问题其实始终是在东方。”[8]127斯大林继承、发挥和补充了列宁的观点，他认为：第一，十月革命成为社会主义的西方(西方无产者)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的桥梁，从而构筑了一条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他说：“十月革命的伟大的世界意义主要在于……它从而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建成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8]126第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最发达国家发展起来”的见解需要大加改变。他说：“从前人们通常认为革命将经过社会主义成分首先在那些最发达的‘先进’国家内平衡‘成熟’的道路发展起来。现在这个见解要大加改变了。”[8]306第三，现在东方不再是一个同一式样的整体，资本主义在殖民地各国的发展不尽相同，包括中国在内的殖民地国家正面临着自己的1905年。他说：“过去的情形是这样的：人们通常总是说东方是一个同一式样的整体。现在大家都明白，单一的、同一式样的东方已经不再存在了，现在有资本主义发达的和资本主义正在发展的殖民地，也有落后的和正在后退的殖民地，对于这些殖民地已经不能用任何同样的尺度去衡量了。”“殖民地国家正面临着自己的1905年，——结论就是如此。”[8]334,335“列宁说过，中国人在最近期间将有自己的1905年……列宁根本不是说中国革命将是俄国1905年革命的翻版。”[8]483第四，中国未来的政权将是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的反帝国主义的政权，亦即非资本主义的、向着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政权。他说：“我以为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就其性质来说，大体上将类似我们在1905年所说的那种政权，即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之类的政权，然而不同的是，这主要将是反帝国主义的政权。”“这将是中国走向非资本主义发展，或者更确切些说，走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政权。”[8]489在这里，斯大林并没有把苏联本身归入“东方”，而是视为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西方无产者和东方被压迫民族之间的桥梁。斯大林关于中国政治变革的预言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他断言，“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最发达国家发展起来”这个见解需要大加改变。然而，他不能证明，俄国当时发生的革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更不能证明东方殖民地国家将要发生的革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