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战略的形成与改革的走向（4）

其三，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大规模落成，优质便捷的交通运输体系，结构完整的制造业体系以及迅猛发展的以信息化为重点的现代服务业体系的建立，构建了现代经济发展必备的优质条件。中国有世界上人口最庞大、消费潜力最深厚、全球市场最广阔的优势，为集聚全球各种生产要素，创造了无限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只要中国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方针，继续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全球性资金、人才、创新成果将会不断向中国这块沃土集聚，中国成为世界生产高地、消费高地、创新高地、合作高地、文化交汇高地，是完全可能的。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中国仍具备一系列优势使经济保持较快增长。但从总体上讲，今后30年，由于某些因素的约束，经济增长的力度应当有所降低，呈现逐步减速的稳步发展态势。我们保持这种稳步增长的发展，其实对国家整体发展与战略推进都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要忍受并且迎接经济平稳增长的时代。

十八届三中全会应该会向建立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方向演进

记者：有学者曾总结道，“一个三中全会，一个里程碑”。下半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要召开，按照惯例，这次全会可能出台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关于中国今后改革发展的具体政纲。请你联系以往多次三中全会，前瞻一下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主旨。此次三中全会将重在解决什么问题？出台什么决议？或者说，你认为，目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存在什么问题？如何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陆百甫：回顾历史，我们确实可以发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大政方针大都是在三中全会通过的，基本上“十年一变”。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是一个框架性的改革战略，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定了总体规划和实施方案。

到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时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已经建立。但由于条件不足，今后还得再用十年时间继续完善，所以，十六届三中全会强调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十年，重点是要素市场更加完善，所有制结构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尤其是在社会体制改革、社保制度改革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弥补了社会发展不足的缺陷。

这样看来，1993年后的第一个十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建立，第二个十年是进一步完善这一框架，所以，第三个十年，也就是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始，应该会向“两个百年”目标、向建立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方向前进，我认为，在这方面肯定会有所推进。尽管有难度，但是社会各方面条件已经成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建设已经有很大进展，人们的认识已经到位，思路已经清晰，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的条件也已经成熟。因为前两个十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上属于框架型和完善型，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可能实现制度化、机制化。

改革之要在于健全四大基本制度

记者：当前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人们普遍认为，既得利益群体是深化改革的最大阻力。你对此如何看待？中国应如何继续深化和推动改革？推动什么样的改革？

陆百甫：改革开放之后，利益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产生了新的既得利益者。但是，我们应当看到，改革之后的既得利益者，有阻碍改革的消极的一面，也有推动改革的积极一面，有逆向也有顺向作用。既得利益者虽然有强大的力量阻碍改革的继续深入，但是，在强大的历史潮流面前，在日益觉醒的广大人民群众面前，他们又显得捉襟见肘，他们当中还是有很多人支持改革的。

事物是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改革也必须顺应时代的潮流向前推进。所以，我们要下大决心把对深化改革不利的、消极的、阻碍的因素从体制上清除。怎么清除呢？还得从基本制度着手。

“十五大”召开之前，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曾经咨询过我们，他问：“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基本政治制度，现在能不能建立基本经济制度？”当时我觉得，总书记这个“基本经济制度”的提法非常高明。我当时建议还应该补充基本法律制度，我们已经有了基本政治制度，如果再有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法律制度，这就比较完善了。根据我现在的认识，我们还得再补充一个基本社会制度。社会制度是什么呢？它包括社会管理、老百姓的政治诉求、道德规范等多方面的内容。因为中国缺乏真正以民为本、为民服务的社会管理制度，如果这方面能够做好，制度释放的红利是相当大的，这对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保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有着巨大作用。

现在看来，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要进一步完善。怎么完善呢？我觉得还得从所有制进一步改革入手。我认为，中国不走“私有化”，而走“多元化”是正确的，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有优势的。但是，改革空间还很大，我们需要达成的共识是：公有经济、民营经济、境外资本要在深化改革和合理竞争中各得其所。

对于公有制经济，虽然其在比例上不具优势，但是其控制力与影响力还是很大，多少还具有垄断色彩、行政化色彩、官僚化色彩，所以，继续推进公有制改革应该从去行政化、去官僚化着手，增加市场化的因素。具体来讲，公有制经济主要解决三大问题：（1）政企分开，去行政化，去官僚化；（2）实现形式多样化；（3）打破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