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民营经济,从比例上讲,其已成为就业、投资、出口的主体,其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但是其在政策、银行贷款等方面依然不能和公有制经济享受同样的待遇。所以,对民营经济主要是解决“一视同仁”问题,不拘泥于“三分天下有其一”,要成为社会就业、社会投资、市场创新、对外出口的主体。这就要解决三大问题:(1)产业自由化;(2)投资便利化;(3)融资有保障。
对于境外资本,前两个阶段我们利用得很好,今后还要利用好。当前,境外资本还在增加,境外资本在中国要真正享受国民待遇,但是,产业选择应向更优、更精、高级化推进,将他们先进的管理经验、技术、人才引进来。同时,在华的兼并收购,国与国如何公平竞争,需要有所突破。
再一个就是城乡二元结构。加快二元经济结构改革,是中国今后改革的重中之重。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无不与二元经济结构改革迟缓有关。这是中国改革的“硬骨头”,非突破不可,如果久拖不决,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
中国发展需注意规避“五大陷阱”
记者: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当前的国内国际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当前和今后,就战略而言,中国在改革和发展中应着重注意哪些问题?
陆百甫:中国下一步的发展面临诸多大挑战,任务并不轻松,举步仍然维艰。但从深层次问题分析,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外部环境,而是严峻的内部问题的挑战。具体来讲,中国在下一步改革和发展过程中,需要注意避免“五大陷阱”:
(一)消除“修昔底德陷阱”猜忌。古希腊伟大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提出,新崛起国家与现存强国会无可避免地发生战争。现在,对中国可能走入“修昔底德陷阱”的猜忌,深深隐含在许多国际政要和媒体的思维之中,使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行为备受质疑。如何淡化与消除这一不实印象,已成为中国树立新形象的难题。
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不断上升,随着中国崛起进程加快,世界对中国可能的变化存在一种惶恐心理,有人甚至怀疑中国是否也可能走入历史性的“修昔底德陷阱”,从而与世界大国发生重大对抗,乃至引发战争。为此,我们对这种“上升带来的影响性烦恼”,要有充分的认识和疏解准备。
的确,19世纪末德国、日本崛起,企图用战争手段重新瓜分世界利益,引发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是,历史也证明,并非所有国家的崛起必然会发生对抗性冲突。如20世纪初美国的崛起,并没有与英国这一老牌霸主强国发生对抗性的战争,反而成为了“盟友”。历史可能重复,但也不一定都会重复,消除猜忌十分重要。中国走的是和平发展道路,执行的是互利双赢的对外关系原则,既要拓展竞争合作思维,又要尊重国际规则,并为改善国际规则做出努力,在竞合中构建新型的和平共处国际关系。
这一进程是艰难的,需要做大量细致的工作,要千方百计逐步淡化并最终消除对世界、对中国的不实猜忌,建立互信机制,明亮中国发展环境。
(二)避免走入“中等收入陷阱”。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拉美一些国家出现了经济“起飞”,并很快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由于在“起飞”过程中,并没有及时对社会分配关系、产业自主创新、经济运行体制、政府治理结构等方面做出相应改革,使经济发展陷入停滞,社会矛盾激化,大量问题涌现,从而走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目前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必须时刻警觉,避免步拉美部分国家之后尘。最重要的是,改善社会分配关系,努力提高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水平,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激活社会消费潜力,壮大社会市场容量;千方百计激活企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优化产业结构,特别是提升制造业竞争能力,提高全要素生产效率;构建健康运行的现代金融体系;全面改革政府治理结构,提高效率,防范风险,保持经济社会等协调发展;认真解决诸如能源、清洁水、环境承载力等“供给动力”的“临界”问题,全力推进节能减排、低碳发展等等。坚持走深化发展、内涵扩张、消费拉动、体制活力勃发的发展道路,实现“优质跨越”。
(三)避免陷入“高福利国家”依赖。二战以后,欧洲许多国家,尤其是北欧国家,实施了“高福利”社会保障制度,初中期实施顺利,很得民心,但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国家承受乏力、社会效率下降等严峻问题。目前虽仍“坚持”,但似感“支撑不住”,而且危机四伏,社会动荡不已。“好制度”反而变成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最近几年,中国大力度、大范围、宽领域地推行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极大地改善了民生,中国已成为建有全世界最大基本医疗保险网和城乡社会养老保险网的国家。但是,国家性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是刚性的,是政府一项并非临时性的承诺和支出,而是永续性的开支,同时还只能提高,不能后退,更不能取消。因此,这一制度设计,必须适合国情,符合国家经济水平,有利于经济活力的再生。
目前,中国民众对国家福利制度的要求在不断提高。因此,一开始,在制度设计上,就要避免对这一制度从“感谢”,逐步陷入“不满”的“陷阱”。需要处理好“善保障”与“养懒人”的博弈关系,既要有可靠保障,又能激活劳动积极性,不养制度懒人,不背制度包袱。
已有0人发表了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