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回归：民主本身是否作为“目的” （7）

2.选举民主普世化的困境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向，民主在当今世界已经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世俗宗教，它被认为能够解决各国的任何问题，这就是潘维教授所称的“民主迷信”。作为民主典范的当然是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在解释西方民主时盛行的选举民主观当仁不让地担负起引领各非民主政权民主化的重任。

选举民主观对民主的高度简约化的定义，无疑为各传统政权的民主化提供了极大便利。它们可以轻易地将西方国家的民主模仿过来，但却只是模仿了一个政体形式，而无法具备相应的社会基础。民主作为一政体形式在全球批量生产的结果只能是民主的败绩及其声誉的丧失。因为，在西方国家现实政治中，选举虽为民主所必需，但却不能等同于民主。“在一既定的政体里，投票的范围及其扩展并不像有些人企图使我们相信的那样举足轻重。”[26]在受到戴蒙德对于新民主政权“空虚化”的批评后，亨廷顿也开始反思，强调选举民主在西方的传统基础，而这个传统的核心是人权和法治[13](p425)。

尽管主张继续将选举民主普世化的仍大有人在，更多的人则倾向于谨慎。值得注意的是，民主论者中出现了另一种态势。看到了新民主政权的败绩后，一些人对于民主的扩张丧失了信心，而走向了民主化的反面。本文开头所讲到的潘维教授便是我国反民主学者中的一个典型。

3.过程民主与民主的回归

脱离了蒙昧状态的人，希求过一种自主的、有尊严的生活。民主是对平等的人的尊严的合理对待，是对人期望得到体面对待的回应。毋庸置疑的是，民主具有丰厚的价值内涵，其本身就是目的。反对民主者，如潘教授往往通过认为民主不能够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腐败、市场化、经济发展、稳定等问题来反民主，对西方民主的批评也只是将众多问题和灾难归之于民主。这种思维有两点值得质疑：第一，其逻辑基础是将民主视为一种手段和方法，即那种空洞化了的选举民主；第二，诸多历史问题，如贩奴、美国印第安人问题、帝国的扩张、世界战争等[1](p8)，不是因为民主太多了，而是因为民主太少了。总之，我们面临的不是要不要民主的问题，而是要何种民主的问题。

当代的民主理论已经为选举民主及其修正者所霸占，我们若要实践民主，还须返回历史，探求民主的真谛，也就是说，我们呼唤民主的回归。过程民主观念为这种探求及民主的当今实践提供了一个思路，它可能毫无新意，只是对于一些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借鉴，但它却可能会使我们的民主化避免陷入选举民主的困境。

过程民主承认，民主包含了一些价值和目的，并且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可能不一定很融洽，正是这样，我们需要根据目的的不同而分别设定不同的路径，而不会试图依靠一套完备的政治制度和规则以不变应万变。由于认识到人类社会环境的复杂性，我们反对为民主诸价值及其规则开列一张清单，而是主张一种否定性的开放思维：民主是一个践行的过程，是一种动态的平衡；民主是点滴式渐进的，它更像是一个纠错机制，它关注于现实政治运行之弊，对亟须解决的问题、亟须挽救的价值、亟须实现的目的予以关注；新问题出现时，便转移视线，如此往复，使政治体系在渐进的纠错过程中稳步前进。

民主政治本身是内容复杂的开放性综合体，同时，在民主政治与社会的其他系统及其原则、目的之间也存在着复杂关系，政治民主诸价值有时可能会与经济效率、文化传统相冲突。但这不能构成一方压倒另一方的理由，社会整体需要在不断的调试中前进。就此而言，如借用英语语法来表达的话，民主政治永远是一个“现在进行时”，而不是一个“完成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