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与富贵:中国人的价值冲突

道德与富贵:中国人的价值冲突

一般而言,中国人对道德、权力、财富,不仅完全采取接纳的态度,而且通常还加以赞扬,例如表彰孝子的孝行,为获得功名的士绅或发大财的人喝釆,表示对道德、富贵的重视。传统社会读书人所强调的三不朽的事业,立德、立功、立言,德指道德,功指事业。在世俗社会中,中国人认为最大的事业就是升官、发财。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人生努力奋斗的目标,其实就是企望获得较多的财富,较大的权力,或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但知识人的立德标准,多半停留在士绅阶级,一般人充其量只在忠孝节义,或勤俭持家一类的德行中,接受部分教条。这还要视家族力量的大小而定,如果没有家族组织,影响力就更小了。

根据观察历史现象所得,中国社会的两种特质是明显存在的:一种是政治上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经济上的地主与农民,社会上的士绅与庶人,形成不同类型的阶级关系。阶级距离的确存在,但阶级间的流动并没有阻塞,越到后来,流动性越高。这也许缓和了历史上阶级间的冲突。尽管地主、官吏大多是来自农民阶级,但进入了地主、官僚体系,便忘却了农民的贫苦。另一种就是一心一意盼望升官、发财。农业社会的资源本来有限,又分配不均,更驱使人民向升官、发财两条路去努力。做了地主,有地主的特权;做了官吏,有官吏的特权。一个人既然无力推翻现有的制度,无论这个制度有多不合理,只要能获得利益,大部分的人还是会从制度上去争取个人的权利。

财富和权力都是稀有资源,在不易增加的状况下,有些人拿得太多,另一些人就必然太少,甚至一无所有。这样的分配不均,显然容易引起紧张和冲突。因而,如何去调整财富和权力的合理分配,经常是政治制度上的大事。这样,对于财富、权力、道德三者的态度,就变得十分重要。照杜尔凯姆(Durkheim)的说法,“每个社会都是一个道德社会”,中国无疑更是一个以道德为中心的社会,道德教条之多,自孔孟以来,已经到了泛道德化的地步,总是想借用道德作为安定社会的工具,也许就是所谓儒家的“秩序情结”吧。对于社会秩序的忧虑,可能过于从道德方面着眼,政治的腐化与经济的贫困,才是根本原因所在。一方面社会贫困,另一方面特权泛滥,这就更诱导大家都向升官发财的路上前进,竞争不免激烈起来。做官除了提升社会地位外,是不是也有别的好处?最大的好处可能还是有发财的机会,这是单纯富人比不过的地方。

大家都喜欢富贵,可见安贫乐道是不得已的事。宋代的张载说过:“人多言安于贫贱,其实只是计穷、力屈、才短,不能营划耳。若稍动得,恐来肯安之。须是识知义理之乐于利欲也,乃能。”这种观察相当深入,的确合乎中国人的富贵观,其实也即是中国人的人生观。《醒世姻缘》尤畅说:“圣贤千言万语,叫读书人安贫乐道……我想,说话的圣贤毕竟自己处的地位也还挨的过的日子……连稀粥汤也没得一口呷在肚里,那讨蔬食箪瓢。”钱钟书认为,“崇势利而羞贫贱”,或“轻仁义而羞贫贱”,根本就是当时(汉代)的社会风气。事实上不仅汉代,以后也是如此。俗语说:“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农业社会如此,工业社会又何尝不然?大家都想升官、发财,而官位、财源有限,有些人抓不到就算了,自甘于贫贱的生活,另有些人可能不就此罢休,难免不择手段,以期获得所需要的财富或权力,这就牵涉到道德问题了。

这个问题可能很早就已提出来讨论。春秋战国时几乎各派学者都提出了他们的看法,有的说财富与道德可以并存,有时还可以互补,这派言论,认为财富与道德或仁义有一致的理念,我们叫它为“仁富相容说”;有的认为财富与道德是互相冲突或矛盾的两个概念,为了发财,就会不择手段,不管仁义道德,这派言论,我们叫它为“仁富冲突说”;但是也有人在言论中,有时候说仁富相容,有时候又说仁富冲突,这种人不多,却也出现过,可以叫作混合说。

综合上述三类人对于道德与财富、权力的评价,主张相容又冲突的不多,对后世的影响也不大;主张仁富相容说的比较多,包括相当多的古典学派,在观念上影响较大的有《论语》和《管子》;主张仁富冲突说的人最多,也包括许多古典学派,最著名的是“为富不仁”,影响也最大。这种观念上的差异,没有学派上的分别,也似乎没有时间和地域上的分别。当战国之时,各学派彼此批判相当激烈,但在这些价值观念上,却彼此关联。最主要的是,它涉及两个结构上的因素:一个是君子、小人或官绅、平民的阶级结构,使这些读书人无法跳出这个圈子去观察;第二个是政治和经济资源的分配,在农业的地主经济下,因特权和不当手段,造成分配极端不均。所以,从知识阶级内来看,容易产生“富而好礼”的联想,而从阶级外来看,就是“为富不仁”。前面说过,这种阶级结构和政治、经济资源分配状况,自汉一直到民国初年,改变不大,甚至本质上不但没有什么改变,还有恶化的趋势,即财富、权力集中的情形越来越严重。新兴的官僚地主阶级和商业地主阶级更加速了农业经济结构的解体。升官、发财的途径增加了,目标也更多了,但手段并没有获得改善,甚至比以前更坏。原因是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已经遭到破坏,新的却还没有机会建立。人的行为好像脱缰的野马,为所欲为。立德的标准没有了,立业就单纯地为了升官、发财,根本不必有道德的顾虑。

摘自杨国枢主编的《中国人的价值观:社会科学观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版)一书。

责任编辑:单梦竹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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