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凌旗：“普京主义”下俄罗斯国家治理的模式调整

摘 要：针对叶利钦执政末期出现的一系列经济社会转型危机，“普京主义”开启了非常复杂的政治改革过程，并同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价值观念、意识形态转变构成一种多要素的互动关系。自“可控民主”到“主权民主”的国家治理，承载着“普京主义”应对危机的战略调整，具体探索了决策权威、行政能力、经济绩效、核心价值与国家-社会互动的国家发展道路。为有效化解威权色彩与民主因素的内在张力，需要突破易被固化的自由-民主理论视角，实现新世纪俄罗斯在国家治理六大要素下的转型发展。

关键字：可控民主 主权民主 普京主义 国家治理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从议行合一的苏维埃制度走向三权分立的宪政体制，但这种激进改革导致叶利钦执政末期出现一系列经济-社会转型危机。普京上台后开启改革进程，以政治领域的强力政权体系为突破口[1]10，同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价值观念、意识形态转变构成一种多要素的互动关系。从转型危机前后承接性来讲，这种国家治理的模式调整，可谓威权主义原则指导下对宪政制度的完善与巩固。十余年转瞬，俄罗斯于2011年12月4日举行第六届国家杜马选举，[ii]238个席位由“统一俄罗斯党”所占据，49.32%的得票率使其保持国家杜马第一大党之位。2012年3月8日，中央选举委员宣布“总理普京当选为俄新一届总统”。[iii]俄罗斯的民主进程和国家治理模式，再度成为社会大众与国内外学界的焦点[2]60。

千禧年伊始，“可控民主”的政治理念即被提及，四年后沉淀为“主权民主”的治国模式，再有一届总理之政亦未动摇普京作为国家决策核心的地位（见表1）。在西方政界看来，俄罗斯转型时期孕育的“普京主义”乏善可陈，目前发展为强大意识形态武器的根源[3]。但是，要厘清该术语的理论内核，免于深陷自由-民主的话语体系和价值争论，我们应从国家治理的视角，对普京的政治言论、治理举措以及俄罗斯政治精英的分析评论进行综合解读。[iv]政治家对改革烈度或时段的决定性，显现于政治代价与经济利益权衡基础上的策略选择[4]，俄罗斯的民主被加以“可控”甚至“主权”来界定其涵义，凸显该国怎样的政治路径与文化风格？所谓“普京主义”，如何映射出俄罗斯此般特殊的治理模式调整问题？针对“普京主义”转型期改革在具体要素方面的国家治理问题，构成本文有关新世纪俄罗斯转型问题的解析与讨论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