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凌旗：“普京主义”下俄罗斯国家治理的模式调整（4）

第一，“可控民主”加强垂直权力体系、打击车臣分离势力的举措，隶属于国家治理的决策权威要素。叶利钦时代“反市场”、“协商性”的联邦制[19]71，充分表明西方自由民主型国家治理制度逢遇俄罗斯传统与现实后的严重形变。而“普京主义”转型期的改革，将全国划分七个联邦区，原有联邦主体被震慑，有效地制止了地方分离倾向；地方直选被取消，联邦主体领导人经总统提名、由地方议会选举且报总统批准；联邦委员会成员改由各联邦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代表组成，增强其作为立法机关的独立性。例如在议会改组中，团结党和“祖国运动”两个中派组织向“普京主义”妥协，合并为“团结和祖国”党，击溃俄罗斯共产党而跃居议会第一位；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在2003年末的议会选举中处于压倒性优势。不论西方非议与否，俄罗斯国内官员和民众大多支持普京改革联邦体制，强化重要国家政权垂直领导的各项治理措施[20]。而且，这些危机治理举措利于打击各种形式的地方分离主义和恐怖势力。普京第一任期几乎实现了联邦军队对车臣全境的控制，在消灭车臣非法武装方面取得了重大胜利[21]103，使车臣共和国归为俄罗斯联邦的一个的主体，随后车臣举行“议会和总统的民主选举，通过了车臣共和国的宪法”[22]673。

第二，“可控民主”改革行政体制、打击官僚腐败以提高政府效能的行动，实践了国家治理的行政能力要素。依照韦伯的标准来衡量，转型时期的俄罗斯政府、官僚及行政管理体制显然与理性而有效的现代政府相去甚远，行政系统机构冗杂，各级政府间职权划分混乱且结构设置不合理[23]235-236。针对诸种行政管理问题，“普京主义”转型期的改革，通过设立行政委员会，“分析国家现在履行的职能，只保留那些必要的职能”[24]606，处理各部委局4000多种职能的20%多余、10%重复设置及12%待削减问题，致力于整个执行权力机关系统的现代化。同时，成立国家反腐败委员会，开展全俄反腐肃贪运动，批准了大幅提高全体政府机关公务员工资的方案，建设一种有效的拟定、通过和执行决定的机制[25]60。根据“透明国际”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数据显示，俄罗斯2004年在全球腐败国家中处于第87位。

第三，解决寡头干政问题，强化国家对经济的控制能力，对应着国家治理的经济绩效要素。在叶利钦时代转型危机中，俄罗斯寡头阶层非法攫取大量国有资产，甚至干预国家领导人选举与重要政治经济决策。针对这种“契约式”转向“俘获式”[23]164的政治现象，“普京主义”改革重掌对媒体的控制，充分发挥国家安全与因特网的关联作用[26]195，改变寡头裹胁社会舆论与政府对抗的局面。国家用直接或间接控股方式“控制了俄罗斯3家最大的电视台、70%的广播电视和80%的报纸”[19]80；2001年实施《大众传媒法》，明确了外资在俄传媒机构的持股比例应当低于50%，防止外国公司掌握控股权。别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被追究经济犯罪责任，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被逮捕[27]，关键性的战略经济部门被接管，[xii]寡头们丧失了独立活动于政治领域的能力，难以染指国家政治。为保证俄罗斯市场经济转型的稳定和连续，并非要彻底变更叶利钦时代的激进私有化结果，它不提及“重新分配俄罗斯资产的问题”[xiii]，但主张多种所有制形式，实现多种企业组织形式、经营方式的互补。同时，“普京主义”改革将国家的宏观调控与市场自发配置结合起来[28]60，符合俄罗斯经济发展需要和社会民众利益，着力构建“可控的市场经济体制”[29]。2002年3月新私有化法生效，涉及俄罗斯联邦国有资产和市政资产的十种私有化方式。

第四，“可控民主”探索俄罗斯新思想，促进社会价值观整合，回应了国家治理的核心价值体系要素功能。前苏联意识形态控制体系崩溃后，叶利钦时代的混乱制度大大降低民众对改革的认同度，此时需要一种思想观念或价值形态，既能基于俄罗斯社会历史和文化传统，又能与诸多内化为国民普遍接受的非正式制度安排相互兼容。作为俄罗斯社会-经济转型现代性的承载体，俄罗斯新思想以爱国主义为精神支柱，以强国意识为核心内容，以国家权威为秩序源头。“普京主义”转型期的改革，将俄罗斯新思想视为社会价值观的整合手段，减小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政治交易成本，形成社会共识。同时，它使“可控民主”开启意识形态领域的合法性投资，缓解因激进变革导致的意识分化，为“主权民主”的最终诞生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