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凌旗:“普京主义”下俄罗斯国家治理的模式调整(6)

刘凌旗:“普京主义”下俄罗斯国家治理的模式调整(6)

——从“可控民主”到“主权民主”的危机应对

2005年4月28日,同样是特列季亚科夫在《俄罗斯报》发文首次提出“主权民主”一词。随后,为反击西方对俄罗斯总统和议会选举的指责,消除别斯兰人质事件的政治压力并抵御“颜色革命”以稳定政局,普京政权将“主权民主”塑造为“可控民主”观念的官方意识形态表述。但是,“主权民主”所体现的重要意义,使它本身远远超出了意识形态范畴。制度的演化一般是按照由内在制度到外在制度、由非正式制度到正式制度的历史与逻辑顺序进行的,而外在制度与正式制度的演化过程也就是政府出现并发挥职能的过程。“主权民主”代表了俄罗斯联邦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状态,它的提出是俄罗斯国家治理进程中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31]90。

就内涵而言,“主权民主”从内部与外部两方面来界定政治体制,内部主权的意义是基础和核心,并制约外部主权的意义,但外部主权的意义又加深了内部主权意义的认识。从内部主权的意义出发,“主权民主”思想性主要诠释了主权、民主及二者间关系三个核心问题。首先,主权完全独立是新世纪俄罗斯政治领域的核心内容,联邦政府以保护本国经济利益为重点,打击经济分裂主义。其次,民主是一个动态过程——发展中的国家治理模式,实施并加强民主不应危及民主理念,“俄罗斯发展成自由民主国家是我们主要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任务”[32]180-181。第三,此二者概念的混合,彰显其异于叶利钦时代违背国家利益的虚伪民主。同时,这种国家治理体制使民众有机会意识到自己的政治主体角色,进而采取相应行动。

转型期的体制改革是一种动态化的博弈过程,普京及其团队在该过程中对共有信念进行自我维持是为了浓缩政治实践的信息,并进一步固化为一种新的机制[33]105。新机制形成后,虽然俄罗斯国内外对其理解存在着差异,但基本制度及其运行会对每个参与人决策发生影响。“主权民主”思想在俄罗斯政治发展中正是起到这一关键的政治作用。针对新世纪俄罗斯的转型发展问题,我们尝试突破自由-民主理论的话语体系,以国家治理的理论视角梳理“主权民主”的治理举措。

首先,在国家治理的核心价值体系要素方面,“主权民主”组建了现政权的青年组织,警惕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任何走向稳定的国家大多倾向守卫民族文化精神,意识形态的开放型决定其不应被强加或灌输。于“普京主义”第二任期的治理过程中,总统办公厅直接领导“我们”组织和“青年近卫军”[34]260。二者主要参加群体为18-22岁的青年,以大学生居主导地位,受到普京政权的积极支持。其中,“我们”青年组织宣称以维护俄罗斯主权为己任,抵御西方意识形态对俄罗斯青年的侵蚀。联邦财政在专项计划开支(总金额高达两百亿卢布)的80%,投入该组织的创建经费。而“青年近卫军”由“青年统一”社会运动更名而来,广泛吸引年轻人。他们成功应对反政府青年群体,在防止“颜色革命”方面发挥战斗作用。“普京主义”满载历史主义观念[xvi],借鉴历史的客观规律指导未来的国家行为。这种情境下的政治体制使国民挖掘到政治主体的自我意识,与上世纪90年代的虚伪“民主”不同,“主权民主”使俄罗斯对内避免了照搬西方民主而生的混乱,对外亦提高国家竞争力以保证政治统一。

责任编辑:叶其英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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