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凌旗：“普京主义”下俄罗斯国家治理的模式调整（2）

一、“普京主义”与国家治理问题的提出

分析一个对象国家治理的重要理论视角，包括那些具有不同结构与功能的制度、以一定的模式相互结合而形成的制度结构。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涉及政治规则、经济规则与合约的正式制度仅仅只是制度系统的一部分，还应借助惯例、传统、意识形态及文化等非正式规则加以补充。由宪法、法律构成的制度环境，和由具体组织机构构成的制度安排，可谓是制度结构的完整内容[5]267。在国家治理模式中，政府的制度特征与功能是重要的考察对象。

世界各国文化、政治制度的产生和演化情境参差错落，故而，其国家治理层面的调整也有分别。处于转型期的国家，容易出现“制度真空”和“制度匮乏”等治理危机。新旧社会制度和规范在更替与交换中此消彼长，而且，新社会制度发挥功能的过程又滞后于旧社会制度丧失功用的过程。回顾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曾启动一场多个层面、多方领域的制度转型过程，走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高度集权的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6]，被渐至调整着政府、市场和社会各自内部的制度构成，其相互间的耦合关系也发生了剧烈重构。但这种转型危机随着国家政治制度结构协调失灵，于世纪之交演变为系统性危机，即一种涵盖了政府基本制度供给职能弱化、经济秩序长期混乱、严重的社会分化和公民社会整合失灵的国家治理危机[7]。俄罗斯尚未建立起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制度守卫环境，经济-社会转型危机此起彼伏。

在经济发展方面，生产力遭到破坏，“非工业化”与“原材料化”现象凸显。航空航天等现代化企业，十几年来没有改造机器设备和基础设施，被迫转而生产日常用品。生物工程、核工业等产业已然停滞或衰退。商界精英的崛起离不开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等原材料生产或出口，而非依靠信息与技术。同时，流通领域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社会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状况。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截至2000年，俄罗斯累积产出下降的幅度达到40%。

在社会发展方面，人口数量逐年递减，劳动力由结构性短缺转向全面短缺。人口降幅不断增大，未成年人口比例下降，而老年人口比例反向上升。社会经济发展方案与居民经济行为活跃性及其生活质量水平密切相关，故而对其做出审慎选择变得极为关键。社会秩序的混乱状态伴随经济衰退而生，为“有组织的犯罪、欺诈、黑手党帮派之间的火并、所有权普遍的不安全的弊端洞开大门”[8]9。同时，就社会价值观而言，社会思潮千姿百态，无法形成凝聚俄罗斯全民族的思想能量。车臣问题由于分离势力恐怖活动的扩大化而在1999年显得更加突出。[vii]

上述一系列经济-社会转型危机，掺入国家结构形式、政权基础及意识形态的无序发展，向普京启动国家治理过程提出了艰巨的任务，“俄罗斯唯一现实的选择是选择做强国、做强大而自信的国家。”[9]78这种颇具勇气的政治宣言，引发我们对“普京主义”的基础和内容进行思考[3]，拨开政治现象的纷繁云雾，从国家治理视角思考“普京主义”转型期的改革问题。

有学者认为，“普京主义”的哲学基础是现实主义[10]11，体现出多种意识形态及价值标准的兼容并蓄，用民主、法制、市场经济等全人类价值观与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国家、社会团结等民族主义思想共同搭建其理论框架，通过国家集权的形式实现强国富民的总目标。在这个问题上，应当谨慎对待“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viii]等组织公布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评估，学术研究的引据论证恐有失偏颇。俄罗斯民众对本民族宗教、国家历史充满体认，对普京在调整国家治理模式方面给予诸多优秀政绩的肯定。这便言及文化问题，2005年3月下旬针对俄罗斯社会民众的调查数据显示，29%被调查者认为普京时期的社会生活最民主，9%认为叶利钦时代最民主，88.4%认为彼时最需要的是“秩序”而非“民主”[11]。在宪政制度框架之下，国民对总统的肯定“更多的是一种对国家未来的可预见的期盼”[12]104-105。因而本文认为，只有从更为广阔的国家治理和危机应对的具体要素出发（见表2），才能构建好俄罗斯自“可控民主”到“主权民主”的核心价值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