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凌旗：“普京主义”下俄罗斯国家治理的模式调整（3）

俄罗斯本国学者认为，基本能够以“8+4”方式来表示“普京主义”的内容，即普京总统两届任期内所作的八篇国情咨文以及四篇重要的政治文献。四篇文献包括1999年12月30日《千年之交的俄罗斯》，2004年9月13日别斯兰人质事件后普京于政府扩大会议的讲话，2007年2月10日普京于慕尼黑安全会议的讲话，以及2007年5月22日格雷斯洛夫《关于“统一俄罗斯”党实行“普京主义”》的政治报告。经过对国情咨文与政治文献的整理和归纳，我们大致总结出“普京主义”的国家治理模式——兼顾市场经济、民主原则与俄罗斯现实，借助“渐进的、逐步的和审慎的方法”[1]6探索中间道路的适宜改革道路和发展模式，兼顾政治稳定与俄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

普京对俄罗斯国家治理模式所施加的调整，一方面是对叶利钦时代遗留弊端所进行的改革，另一方面更为注重探索从俄罗斯现实国情出发的转型道路。这一阶段的改革反应出“普京主义”彼时力图建构一种“可控式”的制度安排[13]，立足于俄罗斯“强国家-弱社会”的历史传统与现实约束之下，借助国家意志和强制性力量对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整，践行其国家主义的政治宣誓[14]。某种程度而言，“普京主义”也是俄罗斯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所导致的历史宿命，致力于促使国家从秩序分裂走向秩序整合与稳定。作为一种俄罗斯强人意识与西方民主观念的混合矛盾体，“普京主义”逐渐发展为致力维系国家秩序的有效治理模式，及实现普京本人所确立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构想。这种适度的国家集权及其对经济与社会生活的规范，即便不是理想的方式，也不失为一种最可行的策略选择。就其实质而论，尽管具有威权主义模式的倾向[15]，但我们要看到它试图以该模式推动多元民主；普京调整国家治理模式时所立志的政治民主与经济的发展变化，具有一定普遍性[16]221。不过，用民主和非民主的思维切割俄罗斯问题仍旧是西方话语的顺延，在明确界定俄罗斯的复杂转型性质和具体发展状态方面力不从心，我们借助国家治理视角来分析转型期改革在不同任期的具体化体现是极有必要的。

二、“可控民主”及其国家治理要素：“普京主义”改革的第一任期治理模式

“普京主义”下的俄罗斯转型，力图医治经济、社会领域的剧烈绞痛，以跳出东西方意识形态的摇摆和反复，朝着转型目标审慎前行。中国的治理适应型的渐进政治改革模式，基本解决了“如何在新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下建立新的合法性基础”[17]，而俄罗斯亦由东方专制主义与村社文化传统中找寻转型路径。早在2000年1月，“可控民主”一词被原《独立报》主编、著名政治评论家特列季亚科夫率先用来概括普京的政治理念，之后成为俄罗斯国内分析普京政治举措的一个重要概念。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被操纵的民主”，因为除总统机构外，所有的政治机构政治变成“空洞的形式”，例如国家电视被国家控制，法律系统“执行来自上面的命令”[xi]。但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仅仅是形式意义的判断，普京首先关注国家能否继续存在、政治制度是否独立，然后才能进一步谈及制度发挥作用的类型或方式。

普京本人在第一任期之初，尚未对民主问题有系统阐释，但特列季亚科夫等学者和民众已经认可“可控民主”在应对经济-社会危机方面的积极功能。从本质来看，这种治理方式确实具备选择性、言论和出版自由、领导人更替等政治形式。民主作为一种国家治理模式的选择，关键点即人民的意志如何于国家治理模式中得到体现。除却民主政治的普遍性，它强调了俄罗斯民主政治的传统性与特殊性，即经过校正的民主政治。从这一国家治理的视角来看，“可控民主”是一种既含有民主因素、亦具备集权特征的混合政治体，其核心是“社会赋予由全民选举产生的具有超凡能力的国家首脑以超出民主程序以外的最广泛的权力”[18]。作为“普京主义”在第一任期的理念具体化，“可控民主”体现为一个不断加固中央权威、强化总统权力的政治过程，换言之，即不断加强总统和中央政府对议会和地方政府的控制。因此，“可控民主”处于东西方意识形态的交叉地带，重拾俄历史上威权主义的传统，适时回应了中央与地方、立法与行政的矛盾。

以下借助国家治理具体要素对“可控民主”的治理举措进行重新解释，有助于我们厘清“普京主义”改革对新世纪俄罗斯走上有序发展和政府合法性道路的重要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