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有感于“61名院士上书国家领导人请求转基因水稻产业化”（4）

“中枪派”：左右为难的农业部

张启发院士在中国首届“黄金大米”品尝会现场称，农业部作为主管部门不敢拍板是不作为，导致转基因水稻产业化错失良机，再等待拖延将误国。

反方代表崔永元认为转基因宣传特别需要公信力，美国和日本的机构都有公信力，要推行新的产品时大部分民众都选择相信。正因为政府不诚信导致的信任危机，要传播转基因就需付出更多成本，应当俯下身来向民众一点一点讲清楚转基因问题，而不是站着说老百姓都是傻子。

一方指责农业部不作为，一方说农业部公信力缺失。虽然农业部已通过官方网站上“转基因权威关注”栏目对转基因食品的信息全部公开，但是仍然吃力不讨好。“误国”的帽子，和不可忽视的民意，农业部似乎都很难承担。

张启发认为转基因产业化的决策依靠民意不是聪明的做法，应按照国家的法规办。而事关粮食安全的问题也的确不该农业部一家说了算。农业部表态，下一步将加大科普宣传，为我国转基因生物技术产业化应用营造良好舆论环境，并加快转基因生物管理法规修订。但是显然，这场争论陷入谁也说服不了谁，而双方都不信任裁判的困境，转基因食品的前途依然一片迷茫。

媒体不仅仅是途径，平台也有立场

在对于转基因的讨论中，媒体参与明显地带有立场。环球时报所刊彭光谦文章《转基因安全要用事实说话》、《靠转基因解决粮食问题是饮鸩止渴》，广东卫视《财经郎眼》节目播出的《警惕！转基因！》，以及第一财经《解码财商》所做的《转基因食品，你敢吃吗？》等评论和节目，旗帜鲜明地加入“反转”阵营。

与之相对，腾讯专栏的《“转基因”背后没有惊天阴谋》对阴谋论进行驳斥，指出“反转派”概念混淆缺乏依据，“不靠谱”。中国科学报专访专家林敏，针对环球时报发表的《八问主粮转基因化》逐一反击。光明日报曾发文章《转基因不意味着不安全》，21日又发表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独家评论《科学理性：学术争论的底线》，彻底将科学家们的不满摊到桌面：少数人目前在转基因问题上别有用心，从本质上讲已非不同学术观点之争，而是一种反科学思潮的真实反映；发生在我国经济和社会转型时期的这股反科学思潮具有更大的危害性。

京华时报评论《转基因水稻产业化应慎重》、北京青年报的《转基因食品推广必须“求同存异”》以及中国网评论《给转基因食品留下一点预警地》均是持中立立场，和谨慎态度。南方都市报的社论《社会信任缺失，转基因争议加剧》认为不管是科学的还是社会的，既然转基因作物的推广问题成为了一个社会性的问题，那么解决社会信任也就成了超越科学论证本身更为重要的一个问题。转基因讨论中的最大变量还在于政府的公信力，假使政府公信力较强，争议将更多地存在于科学范畴，而非社会范畴。

舆情点评：权威缺失语境下，转基因争不出结果

在信息不够发达的年代，转基因会在科学领域被单纯地讨论。当进入全民讨论、信息无限的时代，转基因食品这项关乎全民健康、安全、伦理、发展的新事物闯进社会领域，被所有人注视。

在全民讨论时代批评容易，赞扬很难，公众普遍持有“我只负责提问，你来负责解答”的心态，而这种情绪的蔓延速度往往比赞美或辟谣更快。另外，依靠网络上的海量信息，以往的信息垄断被打破。于此同时，不断出现为利益团体背书的“砖家”和贪官，社会上对权威的认同感急剧下降。三方面合力作用，专家的权威性被一步步瓦解，政府的公信力在不断衰退。

因此，在转基因旷日持久的争论中，虽然农业专家们不厌其烦地解释，农业部也谨慎行事，但是在权威缺失的语境下，公众更愿意选择相信自己相信网络，宣称宁可不吃转基因也不做那只类人的猕猴。权威缺失导致不信任，进而引起沟通不畅，长此以往，各方自说自话，争不出结果。

其实，支持转基因食品的科学家强调，转基因技术本身不存在安全不安全的问题，只是一个技术，是中性的，但转基因产品确实存在一定风险，并不是所有转基因产品都是安全的。正如抗生素和核能的使用一样，新事物的发现总会伴随着风险，不能因为风险而因噎废食，也不能因为新事物而降低警惕引火烧身，关键就在于“尺度”的把握。重塑权威性，增强科普力度和风险评估，重视民意沟通，这个“尺度”就能摸索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