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晚期政治哲学刍议（10）

以下，就我初步的研究提出一些线索。   　

梨洲在名实相符的观念上，区分出“行实者”与“求实者”，以学校为求实者，以朝廷为行实者；以皇帝为求实者，以宰相为行实者。由此建立道统在形式上有所寄托的对象，即学校与宰相，以能够规制政统。   　　

而亭林则认为须让官员之私利与人民之公利是为一致，则即使放权予官员，也不用担心官员以此谋利自己，因其谋利自己同时，也就在实现道统欲人人安乐之愿景。  

船山所论甚为精深，指出在定制权责前，需要考虑权责与知情是要相匹配的，即划定一权责予他人，此人便有于实现此权责中他人所不可知的情事，故不应随意置喙于他人之权责。也因为权责与知情须相匹，如何划定权责，就需视乎此权责之难易来调整规范之详略，权责越难则越需规范粗略，以让人有所转圜作思量。其深意实在于，政统对道统之宰制，必须考虑到权责是与知情相应的，若他者之干涉是不解于所干涉之事，则便无理来干涉，即政统对道统之宰制是要以政统之知情程度来作为限度。   　

定庵对于如何解决问题，并无如何详辩，其贡献在于将道统与政统之关系厘清，提出历史上种种道统规制政统之例证，以及提出若不如此将有何恶果。其过人之处在于能见士人地位之高低，不在于其公职之高低，而在于社会上因凭藉宗族而有之地位，若要作出引申，便可知道统之尊严不在公权力中，而在公权力之外的社会。   　

康有为则先区分三种政事，即“为民、为国、国与民之交关”，认为应分别交付三种组织负责，即“公民自治、中央集权、析疆增吏”，我们可以理解前一种为道统寄托的对象，后两种为政统寄托的对象。康有为在强调有政府不应随意干预的领域之外，还必须加强政府本身能够稳定整个秩序的能力，以及通过建立庞大的公务员部门来使得全国讯息畅通。就此而言，康有为所提出的制度蓝图，倒是王夫之所提出之理则的具现范例。  

梁启超并未提出明确的制度蓝图，但他却大量介绍了西方宪政的得失，这是相当重要的参考，而他在政治思想主要的创造，则是提出所谓的“公德”。公德概念的重要在于，以事实与价值分离来设想人人都要遵守的制度，必须考虑到一人人可达成的基本道德可能，否则制度即为不现实的，而所谓的公德即为人人可在且应在公领域遵守的道德，这是将道统寄托在国民的根本条件。    

五、结论 

本文粗粗之论，想必在一些读者看来可能甚为武断幼稚，但既为刍议，自然是为备各家指正。本文最大目的，是要提出古代中国实有其自身发展之逻辑趋势及遵循之脉络，而其发展越晚，矛盾也越显，即道统对政统之无力，由此生出一根本之反思，乃将事实与价值分离，从事实之困难来质疑价值之合理。故此，才会在藉由个人道德努力之外，还思考如何在势力上造成道统规制政统。道统如何规制政统，若抱有向往贤人政治的理想，便乃一人类永需探索的问题，而过去那些努力思考之思想家，也并非只就一件一件具体之事来作回答，而乃基于一套根本原则来作思考。简单而言，这便是有哲学问题以及哲学概念，由此，也就能构成一值得研究的政治哲学了。

【注释】

①反专制思想，乃萧公权先生所定义，此概括甚为准确，然而本文并不完全苟同其背景认识及内容理解，不管如何，在思想定性方面，本文是赞同的，参见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版，第633～635页。

②笔者曾对此做出研究，指出明末三大儒是站在明朝过于集权的问题上展开批判，由此主张以分权精神取代集权精神，并具有将政治道德正当性建立在客观实际效果基础上的形上学看法，但却未将之概括出是具有事实与价值分离的观念，参见姚育松：《清初三大家对中央集权的反思》，台北：政治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③秦朝的立制精神是依据法家思想而建立，已成学界共识，而其中法家的集大成者即为韩非子，虽失之粗略，但我认为通过解释韩非子的思想，可以相当程度概括传统帝制的创始原则，本文采用的版本是赖炎元、傅武光（编）：《新译韩非子》，台北：三民书局2007年版。

④见《韩非子·六反》、《韩非子·备内》、《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韩非子·内储说下》。

⑤见《韩非子·八经》。

⑥见《韩非子·主道》。

⑦见《韩非子·显学》。

⑧“超经济性决定了它（秦朝）不仅无视经济规律，而且多逆经济规律而行；军事官僚实体决定了它对社会财富的无止尽的贪欲和野蛮的掠夺行为”。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⑨参见李泽厚：《秦汉思想简议》，载李泽厚：《新版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118～127页；金观涛、刘青峰：《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超稳定结构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变（第一卷）》，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35页。

⑩董仲舒（著）、曾振宇（注说）：《春秋繁露·基义第五十三》，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06页。

11同上。

12黎靖德（辑）、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性理三》，载朱熹：《朱子全书》第1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37页。

13黎靖德（辑）、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理气上》，载朱熹：《朱子全书》第14册，第114页。

14本文想要通过描写理想上的士人，来解释皇帝必须依赖士人背后的观念意识是什么，至于士人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们更具体的作为是什么，众多研究著作已经指出，其中金观涛和刘青峰两位先生所提出的“超稳定系统”论，最能说明皇权与士人以儒家伦理作为整个帝国意识形态的理型为何，参见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而士人政治起于汉代，其详细的历史过程可参见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5王夫之：《黄书·任官第五》，载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2册，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5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