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晚期政治哲学刍议（12）

37《龚自珍全集》，《壬癸之际胎观第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13页。

38《龚自珍全集》，《乙丙之际箸议第七》，第5～6页。

39《龚自珍全集》，《古史钩沉论一》、《乙丙之际箸议第九》，第20、6～7页。

40《龚自珍全集》，《古史钩沉论四》，第27～29页。

41《龚自珍全集》，《五经大义终始论》，第41～46页。

42《龚自珍全集》，《农宗》，第48～52页。

43《梁启超全集》，《〈说群〉序》，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3～95页；《康有为政论集》，《上清帝第四书》，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9页。

44《梁启超全集》，《立宪法议》，第405～408页；《康有为政论集》，《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第340～343页。

45《梁启超全集》，《新民说》，第655～737页。

46“仕绅公共议政空间”为金观涛和刘青峰两位先生所提出，他们指出这是一种有别于革命论的二元论观念，将传统价值退出公共领域，而欲以新的价值来替代，但传统与新价值是共存的，而革命思想则是一元论的，欲以革命正当性取代一切伦理，对此下文将论及，参见金观涛、刘青峰：《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超稳定结构与政治文化的演变（第一卷）》；金观涛、刘青峰：《“天理”、“公理”和“真理”——中国文化合理性论证以及正当性标准的思想史研究》，载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7～70页。

47《梁启超全集》，《中国国会制度私议》，第2108～2182页；康有为：《官制议》，《开议院》、《公民自治》。

48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宣示预备立宪先行厘定官制谕》，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3页。

49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庆亲王奕劻等奏厘定中央各衙门官制缮单进呈折》，第462～470页。

50《梁启超全集》，《为国会期限问题敬告国人》，第2043～2049页。

51佛公：《劝告停止驳论意见书》，载《新民丛报》，1906年7月21日。

52《梁启超全集》，《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第2508～2510页。

53《康有为政论集》，《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摘录）》，第474～494页。

54拙作曾分别在排满 / 满汉合治，以及革命 / 立宪两种论述上，来分析革命派与立宪派的争论，指出革命派常以政治正当性来作为立论，而相反地立宪派则以事实来作为理由，参见姚育松：《从“改造”一词看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发生背景》，载项洁（编）：《数位人文研究的新视野：基础与想像》，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1年版；姚育松：《中华：中华观念的起源和演变》，载《东亚观念史集刊》第1期，台北：政治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55谭嗣同（著）、加润国（选注）：《仁学——谭嗣同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15页。

56康有为（著）、邝柏林（选注）：《大同书》，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页。

57同注55，第15～17、40～43、95～105页。

58金观涛、刘青峰：《中国现代思想的起：超稳定结构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变（第一卷）》，第282～289页。

59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便指出，古典政治理想是以“善”作为最高原则，将政治当作一种生活方式，并藉由生活陶铸人们成为一有德行（virtues）的人，而这正是现代政治应要复返的，虽然他所谓的政治哲学是以西方作为标准，然而他所提出的古典政治哲学，放在其他文明下，我认为都具有共同的理想，例如伊斯兰政治，亦是以遵守回教法及宗教司的教诲来作为政治原则，参见Leo Strauss， “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19， 1957， pp. 343-368； Antony Black， The History of Islamic Political Thought： From the Prophet to the Present，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second edition， 2011， pp. 1-9。

60S·N·艾森斯塔得：《帝国的政治体系》，阎步克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61可以说，如果以集权程度作为标准，日本的集权发展是失败的，天皇在奈良及平安时代一直想要藉由中央律令的推行来削弱贵族门阀的势力，但结果由于不能掌握对土地的控制，而逐渐被武家政权取代。但之后建立的各代幕府，仍然以中央政权的身份，不断加强统一，而各藩国也在地方上收紧权力。不过无论如何，日本的传统制度都是建立在封建领主的基础上，而不是如其他东亚国家的君主集权制度。而韩国及越南的王朝时代，都可发现君主以儒教作为集权的思想依据，利用平民儒生来与贵族进行权力拉锯，但直到临入近现代，韩国仍然有门阀赖以垄断权力的两班制度，而越南在摆脱中国的统治后，则不断处于军事贵族之间的长期斗争中。我虽然并未深入研究三国的历史，但相信任何读者稍微涉猎，也能观察出来。我所参考的为坂本太郎：《日本史概说》，汪向荣、武寅、韩铁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李元淳、崔柄宪、韩永愚：《韩国史》，詹卓颖译，台北：幼狮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版；陈重金：《越南通史》，戴可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姚育松：中山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