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晚期政治哲学刍议（3）

中国帝制的建立，始于秦朝结束封建，开创郡县，其能够翦灭各诸侯国所依靠的最高手段，便是至高无上的普遍皇权。无上皇权得以运作的原则是，人主有“术”待群臣而能有“势”以“法”来行赏罚，这可从韩非子的思想而得知。③韩非子指出，人无为善之可能，不管父子、夫妻、主仆、君臣、群己这五种关系皆是以利害计算的。④既然一切以利害为考虑，那么秩序之保障便不能依赖道德伦理，而只能依赖强制的权力，即人主的赏罚二柄来迫使人们遵守公开平等的法。⑤而人主若要能够保持其无上的权力，则必须有术，即能够时时处于“虚静”中，任何人都不能够探知君主，但君主却可周知群臣的奸伪，让群臣竦惧而奉君守法。⑥也因为人们需要无上的权力才能够维持秩序，故此君国利益大于一切，任何人都要为君国而效力，君国才有足够的力量去保障秩序、征伐诸国。⑦   　

可以说，帝制的创始精神是相当功利的，但在缺乏道德内涵的情况下，一旦统一之后，原来聚集资源以行作战的目的便消失，强大的君国既不知发展经济，亦不知抽取资源的限度为何，结果便是剥削过重，“仁义不施”而导致农民大叛乱了。⑧秦朝深刻的教训经过汉武帝的“独尊儒术”而得到纠正，由此也立定了帝制的精神规模，以此垂范两千年。独尊儒术在政治哲学上的意义是“儒法交融”，以功利精神立制的帝国体制，被赋予了道德伦理义涵，无上皇权的正当性不再是依据最大利益论，而是依据一套天经地义的伦常规范，帝国的运作原则也就并非只依靠人主有术，还需依靠一群能够应用伦常规范于实际的菁英，那也就是士人政治。  

所谓天经地义的伦常规范，根据董仲舒所立定的“天人合一”范式，是将人定法则解释为天然法则，将人世解释为根据一套必然应当的天道所运作，乃将人事规范上升为宇宙规范，由此将无上及绝对的皇权存在之事实，解释为应当必须存在之理念，亦即“三纲”。汉代阴阳五行论的思潮并非意味着天人合一范式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朱熹的理学思想。汉代思想内涵的“自然之天道”，在理学的内涵中，则以“形而上之天道”出现。⑨有如董仲舒言：“是故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⑩“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11朱熹言：“理只是这一。道理则同，其分不同。君臣有君臣之理，父子有父子之理。”12“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13  

所谓士人政治，从政府到地方社会，都是由那些熟习儒家经典的人们来维持整个帝国的秩序，一个理想中的士人，自他从小学习开始，便被教育着熟读四书五经的目的并非只为掌握生存工具，还要为能够依循伦理在道德上成就自己，施被天下。背负着道德使命，他要时时警惕着自己要懂得礼义廉耻，心中最大的抱负是让全天下不止衣食足，还要知礼义，他能够想象自己是众多为此努力的人们的其中一员，因为他看到政府的选举皆是以是否熟习儒家伦理来作为资格，他努力地想要通过选举进入政府，以藉助公权力来实现其抱负。这样的一种人，不管身处何时何地，都想要导正事事物物以符合他认为天经地义的原则。可以这么说，无上绝对之皇权是整个帝制秩序的枢纽，但此枢纽如何转动，必须依赖众多的士人，不止将他们吸收进入政府中，还要藉助他们在乡里的力量，惟有通过这些熟习儒家经典的人们，帝制才能在事实上根据儒家伦理来治理，士人集知识分子、仕绅、官员于一身，而皇帝就是他们的保护伞。14  

道统与政统的关系，就是政统保障道统的传承与实现，在实际生活中的展现，就是皇权藉由其无上绝对的力量，消除各种势力之争，犹如撑起笼罩住整个社会的保护伞的伞柄，而士人就是依附在伞柄的伞骨，延伸至各个地方，治理并教化人们。皇权是实现良善治理的前提，士人是实现良善治理的凭藉。也就因此，为什么说皇权集中是种成全自身的逻辑，乃因为皇权必须要自强于能够有力地消除势力之争，而必须越加集权。   　

政统需自强才能保障道统，但也会因此而使得道统越加无力于规制政统。理想上士人是藉助公权力以实现其政治抱负，但实际上也可能藉助公权力以实现其私人目的。在儒法交融后的帝制，君主仍然需要让群臣竦惧而使之奉君守法的能力，集权之正当理由表现在君臣关系中，就是让臣无力于以权谋私，而如何通过制度以实现，在一君对群臣之下，只能让臣与臣之间相互防制，其根本原则是“夫一职而分官以领之，连衔以辖之，所以疑制不肖也”。15然而，让群臣无力于以权谋私，而反面也自然就是让群臣无力于治理教化，故此集权之生长，也就让道统越加失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