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晚期政治哲学刍议（5）

我们知道，政治哲学的目的是要将善带入人世，建立秩序于众人生活的世界中，而秩序的保障需要权力，什么样的权力关系能够实现善，是思考的出发点，而由此又反推来解释善为何能够实现于此权力关系中，以及构成怎样的政治正当性。能在论述上诠释为何正当的权力关系，才能将权力诉诸形式，而非事实，没有形式的事实权力即纯粹的暴力。形式的权力是有一套人们认可的规范，不管有无明文规定，人们脑中必有一套有关此秩序规则的概念，有所依据去判断权力在事实上的运作是否符合政治正当性。任何的秩序都在呈现某种价值，说价值与事实分离，并非指权力关系可以罔顾价值，而是指在面对实际发生的生活世界与形式规范出现不协调时，不是只想将规则强硬套入生活中，而是从生活来反思规则是否恰当。  

毋庸置疑地，政治哲学之目的即为实现善，善的表现为价值，乃出自于人自由意志的选择，而欲实现于众人之事中，因此政治中的价值是普遍的。当人选择普遍的价值时，即展现超越自身私心的公共精神，而投入人人受规范限制的秩序当中，在人具有道德能力的前提下，权力关系才能建立，而不沦于相互毁灭的冲突之中。24然而，也因为规范是面向众人的，人人有其不同的资质、有其特殊的社会角色、有其自然的需要，规则要在实际生活中建立，便必须考虑人的道德可能，超越自私与趋向公意，在人性上都是有合理可能的范围。25故此，一套规则或一套秩序，在论述上的成立，不仅要考虑“人应当遵守什么样的规范”，还要考虑“人会否遵守什么样的规范”，“人应如此”与“人会如此”是不尽相同的。但在实际生活中，这样的考虑往往是暧昧难明的，规范是理念的，生活是现实的，两者总有差距，我们要如何判断差距是因为人在道德上不努力，还是因为超出人的道德可能呢？   　

面对此抉择，可以有两种倾向来解决理念与现实的差距，其一，确认规范（这里的“规范”是指作为整个秩序的最高前提之规范，而不是泛指所有规范）是不可变更的，因此必须唤醒人们在道德上努力来遵守规范，这是将价值与事实合一的观念。在此观念下，现实条件的不足不能够构成价值不能体现在规则的理由。其二，承认规范的不现实，因此转而寻求让人如何在道德上可能，这是将价值与事实分离的观念。在此观念下，即便被人们所承认的某种价值并没有体现在规则中，但是人们却能够基于现实条件的不足而接受既成事实。26   　

当中国帝制经过儒法交融后，帝制正当性立基于天人合一范式下的天经地义之伦常，根据理想，若人人遵守此伦常所应负的义务，并基于仁心由我私扩大为大公，人人自拔于我私而将自己之仁心不断向外推展，从成就自己到成就他人，不断延伸以能扩张至全人类，完成“正心诚意治国平天下”不断向上向外的扩伸，则理想世界便能降临人世。在此理念下，有价值缘附的帝制之正当性，并不会因为事实上的差距而受怀疑，因为造成理念与现实差距的原因，是归咎于人在道德上的不努力，而非规则的不现实。27   　　

然而，要求众人在道德上的努力总是有限度的，一旦这种限度使人们意识到道德努力无助于改善众人生活的世界，原本的规范就会被质疑，而为此人们需先将价值与事实分离对待，不止问事实是否符合价值，亦问价值是否符合事实，由此才能反思原有之规则后再重订，然后要求建立一个让人在道德上可能的新规则。而明末三大儒在见证集权之皇权的无能及天下丧亡于夷狄的悲剧下，遂痛定思痛，将价值与事实分离，质疑整个帝制的正当性，产生“反专制思想”。28   　

将事实与价值分离的观念结构，其发生背景并非只源于现实对理想的冲击，其背后是具有一哲学内部之变化的。绝对皇权所依据的形而上根据，是将人事规则等同于宇宙规则的天人合一范式，而在明代的表现便为官方程朱理学，绝对皇权因此能够自证为不可怀疑的先验理则。诚如上文所说的，当理想上的先验理则与实际上的操作有所不符的时候，只会判定人的实际行为并没有在道德上充分努力，而非先验理则本身是错误的，而这就是将价值与事实合一的观念结构。因此在以理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明代政治中，当皇帝表现出根据理则所不应有的行为时，或帝国治理不善时，并不能因此证明帝国所赖以根据的绝对皇权规范是错误的，理则与现实的脱节，都只能证明皇帝或官员没有在道德上努力。在规范不可变更的前提下，人们所能够做的，便是期望人人在道德上努力，以期符合理想的规范。29   　

然而，人毕竟是有其有限的道德可能，当实际的操作越加表现出要符合理想规范之困难时，人们便会渐渐认为原有之规范是不可能做到的，进而否定，而欲创制一新的规范以代替，使现实与理则能够契合。明末三大家的反专制思想，便是认为绝对皇权此价值本身即有问题，而欲代之以新的政治正当性，而这种在政治思想上的深刻反思及全盘转变，是站在否定过去形而上根据的基础上方有可能，也就是否定将规范视为先验、将价值与事实合一的观念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