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晚期政治哲学刍议（4）

说明了集权之逻辑，当描述其在历史上之表现。   　

集权之发展，可以唐宋之际作为分水岭，唐及以前能够进入政府的士人，大多是具有门阀势力的世家大族，他们彼此之间相互提携，因其社会力量而进入政府，子孙代代在政府任职，可以说是种变相的贵族，且在高级官职的层级上，拥有相当的独断权，即便皇权也必须敬畏他们所组成的关系网以及掌握的部门权力。然而随着科举制度的采用，皇帝能够超越世族拔擢许多平民进入政府，藉此加强皇权，设立各个直接能被皇帝控制的新机关来分出原本受世族宰制的机关的权力，并渐渐将世族权力剔除出去，以完全平民政治，也实现了皇权独裁体制，这样一个漫长的实现过程，大概发生于唐宋之际。16   　

皇帝独裁体制到了明代又有了巨大的变革，即皇帝废除宰相，直接统筹管理帝国所有业务，17加上前代的建制，整个制度的设立，采取“一职而分官以领之，连衔以辖之”的原则，即一种职能由数个同级部门负责，或由数个同级官员负责，以彼此抗衡监督，铲除官僚掌控部门资源的机会，群臣之间相互防制，皇帝高高在上，指挥自如。18用明太祖朱元璋的话说：“今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19   　

也正是在此集权的结构下，士人政治难以发挥，犹如优秀的士兵遇上无能的指挥，在战场上便如送羊入狮口，因为所有部门都无独断权，所有的职能皆只能依赖至高无上皇权来总起成。但明代历史表明，皇帝无力担负此工作，要不将政事交由内阁处理从而造成权臣当政而引起党争，要不交由司礼监处理而造成阉患，要不两者不予但又无力担负只好怠政。前两种局面是根本违反了帝国原则，即让臣子代行帝职，后一种局面是让政治空转。制度上规定了皇权具有无上之力量，但实际上皇帝却如此无能，前任造成之恶果又让后任更难以收拾局面，官僚们在制度上须层层节制，实际上促使他们相互指摘，无人能够也不愿意承担责任。自知能力有限的皇帝，总是发现任何人一旦受其所信被委于大政，就会有人告发此人如何以权谋私，他既不能相信任何人，又不能亲自处理所有政务，在面对内忧外患时，朝廷上的群臣却是党争越演越烈，每当发现错误时，总难以判定责任归属，每当需要委派任务时，总难以找到人人公认的人选，政治因此空转沉坠，国家面对一小酋邦的挑战，竟然无力振作抵御，而被清人所灭。20  

正是在此历史背景下，明末三大儒反思集权之恶果，归根究底，即为皇帝收权于上而无能治理，与其如此，为了整体利益，倒不如开诚布公，振作士人的地位，让士人能有足够的权力担负其责。帝制应该要从集权转为分权，由此对皇权之绝对做出了否定，将君臣关系看成分工关系，而非伦常关系，皇权并无无限集权之正当性，而支持做出如此否定的观念，即为将事实与价值分离，以现实来质疑伦常之正当性。然而这样的思想并未成为思潮，因为清代的皇帝独裁体制，是成功实行的，皇权一直能够有力地运作国家机器，能够控制官僚党争的倾向，建立君臣互信的中枢领导，在地方又可遥控那些总持地方大政的督抚，而其背后的支持，即“部族政权”21。

清代部族政权的表现，在制度上为从中央到地方的高层部门皆有满汉二主管，设立军民合一的八旗制度来保障满人拥有绝对的军事力量，后经过改革更使皇帝拥有绝对超越诸亲王的部族首领地位；在实际工作上皇帝因有部族的支持，而能监临百官，不用惧怕官僚的舆论压力，随时掌控百官动向，进而可以放心任免官僚。如果说明代问题为皇帝之集权而致使士人无法发挥，那么清代之皇帝能藉助部族指挥士人，但不管如何，道统是更加无力规制政统，虽然清代皇帝相比明代，是个负责有能的独裁者。22   　　

面对部族皇权的宰制，士人气节大为沦丧，相比于明代有集会讲学针砭时弊的风气，清代士人钻入训诂笔记，不再愿意高谈政见，群臣面对皇帝，更像奴仆面对主人，而非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在此沉重的氛围下，定庵用其晦涩难明的文字，曲隐指出人主应要尊重士人气节，保持文明存续的并非是一姓革一姓的君主，而是沿沿相传的师、宾、儒。   　

皇权依赖部族的体制，在面对西方冲击时，便暴露出难以变革的保守个性，因为始终不想因为变革而让部族失去宰制力，但面对一连串的内忧外患，也始终无可避免地放权予大臣以自行其是，由此造成汉族督抚势力的抬头，皇权遂而失去遥控地方的力量，部族力量只能贯彻于中央，当发现不得不变革之际，已失去了号令全国的能力。因为现实上的无能，皇权也失去了其存续的正当性，一方面是革命派的推翻君主说，一方面是立宪派的开设议院说。23  

革命派是欲以共和民主之正当性取代帝制之正当性，是事实与价值合一的观念结构，而立宪派则将事实与价值分离，欲恢复道统规制政统的传统，只不过在西方制度的借鉴下，认为道统应寄托于国民，并通过开设议院来规制寄托政统的政府。  

三、反思帝制的观念及思想背景  

明朝因过于集权而表现出的皇权无能，以及堂堂帝国被蕞尔小邦覆灭的教训，使得有些思想家开始反思整个帝国体制的正当性，其中最伟大者即为明末三大儒，他们欲以分权士大夫以代集权皇帝，而其背后是事实与价值分离的观念结构，方才想要在势力上造成道统能够规制政统。然而或许是清朝统治的成功，又或许思想家的反思未能在社会广泛流传之故，反思的思想并未蔚为思潮，但道统受政统宰制而无能伸气的局面，不可谓未能在士人心中刻下遗憾伤痛，定庵的沉重呼喊，或许就是因此而发。在西方制度的优越对照下，反思又再次苏醒，以康有为及梁启超为代表的变法立宪派，认为中国制度之失败在于硕大皇权蔽壅上下通情，而变法即欲使在制度上集合国民之力。那么，本文断言反思乃基于价值与事实分离的根据是什么呢？而思想家欲以道统规制政统所表现的内容又为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