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及其手稿再研究的新进展（3）

选择何种能够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平衡发展的中介范畴和突破口？这是一种战略性思考和顶层设计。中国的实践表明：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1949—1977年)、市场经济体制(1978—2008年)扮演了这一类性质的中介范畴，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如果说，实施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的突破口是推翻已成为生产力发展桎梏的半殖民地的经济制度，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的突破口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而代之以市场经济体制，那么，现阶段终于选定的经济发展方式涉及发展理念的变革、发展模式的转型、发展路径的创新，引起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深刻变化。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转变发展方式像改革开放一样，是关系我国发展命运的战略抉择，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一次新的革命性转型，是今后数十年贯穿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平衡发展的突破口。

▲：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也就是“表述自己的”本土化的学术话语体系，如何理解？

●：说到底，中国政治经济学体系就是具有中国元素、中国经验、中国风格、有自己的文化传承和民族特色的，并且从属型发展观与创造型发展观相统一、兼容并蓄与推陈出新并举、本土化与国际化以及大众化话语与学理型术语并行不悖的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

话语权和学术话语权是软实力的要素之一，就是控制舆论从而影响社会行为和社会发展的能力。西方经济学话语体系的大本营在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派一版又一版的《经济学》教材，主导了经济学的国际话语权。

我们可以说，创新文化匮乏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同样，拥有本土化的学术话语体系的民族才是能赢得世界尊敬的民族。马克思强调，他的政治经济学六册结构和《资本论》四卷结构体系是德国民族的骄傲。重温马克思恩格斯的“术语革命”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意义。恩格斯在《资本论》第1卷1886年英文版序言中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不言而喻，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只看作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暂时阶段的理论所使用的术语，和把这种生产形式看作是永恒的最终阶段的那些作者所惯用的术语，必然是不同的。”

政治经济学术语或者学术话语包括经济概念、经济范畴以及经济规律，一般都具有两重性，换言之，它们可以归结为由生产力的一定水平决定的物质内容(马克思称之为“为一切社会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基础”)和反映一定经济关系的社会形式(马克思称之为“经济范畴的历史痕迹”)的统一体。所以，《资本论》在三种意义上使用政治经济学概念、范畴、规律和学术话语，一是原封不动地沿袭和继承；二是基于从属型发展观视角，剔除其“独特的资本主义性质”，着重于翻新改造、推陈出新和在新的语境下的“嫁接”；三是基于创造型发展观视角，推出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和新规律，但是这一部分屈指可数，所占比重非常之少。

这里讲的创造型发展观视角就是“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创建具有中国元素以及以本土化的“表述自己的”学术话语为标志的中国特色的经济学体系，是题中应有之意。

这里讲的从属型发展观视角就是“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着重于对人类文明成果的兼容并蓄，通过对他种事物的吸纳、兼容、继承、扬弃或移植，为我所用。

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必须正确借鉴西方经济学，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我们并不排斥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外围(保护层)融合西方经济学理论的适用成分和合理因素，有批判地借鉴或者有条件地吸收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一是谨防把从属型发展绝对化而把创造型发展边缘化的取向。例如，全盘接受西方经济学体系和政策主张而不断重复演绎“橘生淮北则为枳”的故事，这无疑是现代版的教条主义和蒙昧主义。二是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与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体系(以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为代表)之间，不能搞折中主义的“综合”，应该是从属与被从属的关系，亦即使后者从属于前者，纳入中国经济学体系之中。

综上所述，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术语革命或者话语革命包含着两层涵义：一是从属型涵义，即对老话语的改造或者推陈出新，一是创造型涵义即提出新的话语。但是，中国经济学界在某种程度上患上了“失语病症”即“学术失语”和“集体失语症”，以至于在经济学许多领域甚至在实业界和部分主流媒体言必称西方经济学，“影子主义”和“影子模式”(例如新自由主义、新凯恩斯主义、新重商主义)很有市场，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弱化和西方经济学强势化现象。而中国本土仍具文化活力与生命力的学术话语、语言、资源、概念、范畴、表述、思维方式、思想文化等则被有意、无意地遗忘与抛弃，民族学术正逐渐被西方学术或者普世价值所侵蚀甚至取代，最终很有可能引致软实力匮乏、文化安全和颜色革命。因此，谨防和批判“中国式新经济自由主义”、“中国式新凯恩斯主义”和“中国式新重商主义”，开展中国经济学的“术语革命”，构建凸显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科学性、民族性、开放性和大众性的话语语汇、知识概念和话语规则及其学术话语体系。这就需要我们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以重构学术话语体系的方式再建民族主体性。这已经成为经济学界义不容辞的历史性任务。

▲：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保持理论自信、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为的信念从哪里来？

●：我们应该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树立“三自”信念。其一，较之其他经济学理论体系，《资本论》及其手稿提供了科学的新发展观和方法论，即怎样认识和改造社会经济形态，如何建构反映其现实运动的逻辑体系。被封为经济学“圣经”的《资本论》，在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后再次成为西方国家的畅销书。马克思经济学及其方法论受到人们的青睐，里昂惕夫极力强调马克思经济思想对于现代经济学的方法论意义。国外许多著名学者甚至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其中不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以及哲学、社会学思想史等各种领域、流派和思潮的领军人物，不得不承认马克思这位思想巨人的历史地位、贡献和重大影响：把马克思列入与亚当·斯密、梅纳德·凯恩斯齐名的世界最伟大的三个经济学家行列；如同柏拉图改变哲学思想的景观、弗洛伊德改变心理学的走向而改变了社会思想方式；像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和普朗克变革了物理学一样，他是改造了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如同穆勒、韦伯一样的经济学方法论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