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帝国主义的新老两副面孔

智能帝国主义的内涵

“智能帝国主义”（Intelligent imperialism）的概念，是美国战略家兹列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2008年下半年的创造。他主张美国推行一种新的国策，即尽量采用隐蔽方式和秘密行动而不是代价高昂的军事干预来维护、扩大美国的战略利益。例如，通过各种途径拉拢、腐蚀、贿赂各国领导人，再利用腐败证据进行要挟敲诈；操控主流媒体和互联网妖魔化甚至控制、改造对象国；策划针对国际对手的颠覆、分裂和破坏活动；挑拨、唆使邻国发生军事冲突或战争；怂恿、支持代理人国家制造国际对手所在地区的紧张局势等。

一句话，就是尽量用非战争方式“驯化”对手，必要时再以军事行动“伺候”。需要强调的是，智能帝国主义绝没有轻视或放弃军事这一重手的意思，只不过是更加注重利用对手自身及其在地区或国际事务中的矛盾和问题，更多地、更巧妙地使用“借刀杀人”等手段而已。

重视研究和认真对待智能帝国主义的必要性

首先，智能帝国主义谋略是一个久已有之、让欠发达国家吃尽苦头而又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说它久已有之，是因为“使坏招”和“温水煮青蛙”这一套伎俩，是帝国主义的“老面孔”，几百年来始终写在帝国主义国家的旗帜上，与帝国主义对外扩张、侵略、殖民、掠夺的整部历史如骨附髓，并不新鲜。但新鲜的是，包装现代化了，手段更高明、更商业化了，藏在幕后的真实企图和损人利己的本质掩蔽得更深了，在某种程度上让你心甘情愿地接受了。笔者认为，帝国主义前缀“智能”的内涵，主要不是强调传统手段的简单沿用，而是帝国主义发展到跨国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已经有充分条件利用高新科技和信息知识的不对称，来达成过去往往赤裸裸、遭人恨、代价高的战略目的。

其次，倡导智能帝国主义新政策的这个人不是一般人。他曾任美国前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现为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顾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外交政策学教授，先后出版《大失控与大混乱》、《大棋局》、《大抉择》、《第二次机遇》和《大视野：美国与全球实力的危机》等影响深远的国际关系专著，多次到访中国，与中国党政军民学各界有较深交往。

布热津斯基在2008年倡导智能帝国主义政策的原因

简单地说，智能帝国主义政策被倡导的主要原因是两场战争、一场危机对美国和世界的冲击以及对未来大势的影响。

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对美国的影响超过以往任何一场战争，是典型的花大钱、办蠢事。美国可以在短期内赢得正规交战的军事胜利，却无法赢得战后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政治胜利。由于这两场战争的拖累，美国的综合实力和全球控制力出现显著下降。在阿富汗战争中，美国以联合国的名义动员37国参战，但打了8年，恐怖主义越打越多，塔利班控制的地盘越来越大，阿富汗陷入长期内乱的危险性越来越高。

更重要的是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和迅速扩散的经济危机。它加剧了冷战结束后世界战略格局的激烈动荡和深刻演变。危机波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冲击强度之大、前景之险，可谓前所未有。据联合国各种专家机构估测，仅危机善后的成本就高达12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1／5。

华尔街，这条堪称美国金融心脏的500米长小街，曾一度聚集了市值相当于美国GDP总值3.5倍的财富。但在2008年下半年的短短几十天内，历经200年才形成的华尔街金融版图就被改变了。2008年，全球金融业市值总额缩水51%，这意味着2003年以来创造的全部股东价值化为乌有。从次贷危机到次债危机、到CDO、再到CDS（信用违约掉期）和CDS市场，几千亿美元债务在反复炒作中迅速飚升到62万亿美元。所谓最聪明的一群人，似乎已经在整体上处于最疯狂的状态，全然不顾灭顶之灾的即将到来。

这场金融危机，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系统危机。著名学者齐格蒙特·鲍曼说：“资本主义是寄生虫制度”。“资本主义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制造问题的机器”。“当所有‘前资本主义’处女地被吞噬一空后，资本主义又发明了‘二次童贞’。成百上千万依靠存钱而不是贷款度日的男男女女被狡猾的资本主义转变成一块块尚未开发的‘次级处女地’”。“信用卡的产生引发了所有的后续故事，……实际上银行不希望债务人还清欠款，债务产生的利息才是放款人源源不断的财富来源”。英国《卫报》刊载的凯恩·埃利奥特的文章，公开提出“希望资本主义在未来十年终结”。“我们需要的是，人们一致接受这样的观点：为了改善大多数人的生活，少数人必须有所放弃”。“最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让那些特权精英意识到这样的事实，要想让地球继续存在下去，并以一种值得人类生存的方式存在，他们必须把人民放在首位，而不是他们能够积聚多少物质财富”。

战争和危机交相作用，美国不得不在走下坡路的紧要关头重新作出选择。也许，我们可以用3年多后布热津斯基说的一段话来作反观对照。他对美国可能何时衰落作出了三种基本预测：最糟糕的可能是，一场突如其来的严重金融危机使得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陷入毁灭性的经济萧条，这场巨大灾祸将终结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更有可能出现的另外两种情况是，美国因内政外交政策失衡而持续衰落，或者源于国内萧条原因，或者源于外交政策失败。他告诫：到2025年，美国曾放言宣称的对21世纪的所有权或将在一个动荡不安的国际环境中终结。

布氏分析了美国不容忽视的六大劣势：一是国家债务不断增加且终将不堪重负，美国正大步迈向一个历史转折点，难逃与古罗马或20世纪大英帝国同样的厄运；二是金融体系存在“系统性定时炸弹”的缺陷，其不计后果、自我扩张的危险行为对美国乃至全球经济构成了威胁，它所引发的道德风险使社会深陷内部纷争；三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社会流动陷入停滞，这对美国维持有效内外政策的两个必要条件（社会共识和民主稳定）都构成了长期威胁；四是国家基础设施破败不堪，尤其是在机场和高铁等基础设施中，美国更像一个国势江河日下的大国，这无疑是美国身染疾患的标志和表现；五是公众对世界极其无知，而公众的无知会导致美国政府在利益集团的煽动下更倾向于将其面临的政治环境极端化、简单化；六是政治体制日益僵化且党派色彩浓厚，美国选举高度依赖政治献金，财力雄厚但动机狭隘的国内外游说集团越来越容易借机染指美国政治，为了推进自身目标的实现，往往不惜牺牲美国的国家利益，政治两极分化甚至政治“瘫痪”成为一种常态。

与此同时，中国发展势头迅猛。显然，美国要继续维持全球霸权，就必须要改变战略策略。享利·基辛格则从另外的角度说出了有些殊途同归意味的话。在2009年出版的《美国的全球战略》一书“结论”篇中，他说：“不管美国觉得自己的目的多么无私，只要他明确坚持自己的霸主地位，就可能促使全世界其他国家逐渐团结起来反对美国，把美国逼入不利地位，最终孤立美国并使美国的国力耗尽枯竭。”“当传统格局正处于变化的过渡时期，而经验和知识的全部基础也正在发生剧变的时候，美国面临的终极挑战是：如何把自己的权力转变为道德共识，不靠强权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在别国的头上，而要让别国愿意接受自己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