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帝国主义的新老两副面孔（2）

智能帝国主义的霸权支柱

美式智能帝国主义有四大霸权支柱，那就是美元、美军、美媒（媒体）、美网（网络）。美国四者并举、交相为用，以各种形式强化着对其他国家安全与发展主权的绑架。

美元——当今国际贸易和外汇储备的主体币种，是智能帝国主义的最大利器。以美元支撑的金融体系，是美国的最大利益所在，全球金融市场高达700多万亿美元的债务证券和衍生品，左右着GDP总量仅为71万亿美元的全球经济，金融利益事实上早已上升为美国的核心利益。而全球资产置换，则是美国金融战略的最大赢利点。

所谓全球资产置换，是指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形成的有利于美国的资产环流。其战略目标和操作程序是：在垄断金融资本的设计和操控下，美国投资者广泛地减持和抛售美元资产（包括债券、股票、直接投资项目和现金储蓄），造成巨大的资本流出，并转而持有其他国家的优良资产；其他国家以中央银行为主的投资者，在得到这些美元后，又转而用来购买美元资产（同样包括债券、股票、直接投资项目和现金储蓄）。如此反复循环，使得美国投资者持有越来越多的别国资产，而别国投资者却持有越来越多的美国资产。实际上，这是美国“公司帝国”在以一种隐秘的方式向全世界收税。

以美国经济研究局2011年2月的统计为例，当时美国持有的外国资产总额为10.4万亿美元；外国持有的美国资产总额为17.4万亿美元，其中10.4万亿美元归因于外国与美国的资产置换，7万亿美元归因于外国通过贸易顺差赚取的金融财富。

美国在全球推行资产大置换的动力是超额利润的获取。据美国经济研究局研究报告显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30年间（1973～2004年），美国持有的外国资产的平均回报率为6.82%（新华社数据为20%～30%），而外国持有的美国资产平均回报率只有3.50%，两者至少相差3.32%。以当时10.4万亿美元的资产置换规模计算，美国一年获得的额外收益为3450亿美元以上，不但可以支付外国持有美国资产的全部收益，而且还有1940亿美元以上的盈余。

毫无疑问，相对于这种触目惊心的“国家金融收益”，在霸权保护下的贸易赤字、出口增幅等自然会下降为次要因素，曾经雄居世界第一的美国制造业也可以舍弃，但资产置换一定会进行到底。其基本态势是：金融危机前加速置换，危机期间略有停顿，危机之后迅速重启。

更为可怕的是，美国通过自由主义经济和比较优势理论的诱饵，综合运用软硬霸权手段，已经完成了整个世界继农业、工业大分工之后的第三次大分工——金融大分工，构造了由美国人负责生产美元、世界其他地方负责生产用美元交换的产品的全球化产业链，即“美元流向世界，产品流向美国”，形成了绑架全世界经济体的新型金融殖民体系。

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资源配置的基本格局一直没有改变，也就是资源由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从穷人流向富人。改变的只是资源流动的形式，即从旧殖民主义的野蛮残酷的国际掠夺，转变为新殖民主义的以垄断竞争为基础的国际分工。长期以来，这种不公正、不平等、不合理的交换结果，使得发展中国家的有限资源持续大量流出。“发达以不发达为基础，富裕以贫困为条件”的怪状得以续存。

我们已经看到，全球竞争的核心正在日益转向货币之争、贸易之争、能源之争、市场之争、网络空间之争和规则制定权之争。发展中国家经济主权中至关重要的三大顶层权力——基础货币发行权、汇率定价权、资产定价权，正在遭受着跨国金融垄断资本无孔不入的侵蚀。世界似乎深深陷入了一种越来越失衡、越来越无序、越来越纠结、越来越无奈的困境。

马克思曾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随着银行与产业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这样一种趋势加强了：一方面银行间的相互竞争越来越被排除了；另一方面，一切资本被以货币资本的形式集中起来，只能通过银行的中介才能提供给生产者，这种趋势归根到底将会导致，一家银行或者一个银行集团获得对整个货币资本的支配权。于是，一个这样的‘ 中央银行’便能实施对整个社会生产的控制。”

如今，这一论断正在被下述新的事实再次证实：

其一，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随后两年间美国发行的货币总量达到2.03万亿美元。若按年度货币发行平均值计算，美国在1920年～1970年的50年间，货币发行平均量为13.8亿美元/年；1971年～2008年的37年间，货币发行平均量为229亿美元∕年；2009年～2010年的两年间，货币发行平均量高达1.015万亿美元∕年，分别是前两个阶段的44.3倍和735.5倍，充分表现为无节制的疯狂增长。

其二，美国仅用20年时间就把此前200年才达到的GDP翻了一番，金融资产规模急剧膨胀，金融资本总量超过GDP的4.3倍，完全改写了已知的经济发展规律。资本在马克思所揭示的追逐超额利润的道路上，以千百倍的疯狂和史无前例的精明，肆无忌惮地膨胀起来。

其三，美国金融资产的增长率比GDP快4.2倍，表明资本“吸血”的加速度大大超过了传统的剥削方式。货币战争已经成为现实中“每个人的战争”。

其四，美国98%的金融衍生品被5家美国超级银行（摩根大通、美国银行、高盛、花旗、富国）所垄断，进而把国际金融垄断推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其五，美国金融行业的利润是美国所有其他行业利润的45%～50%。这一综合性指标清晰地显示出，美国正在彻底演变为金融化国家，金融生存已经成为美国的基本生存方式，金融利益上升为美国的核心利益，并主导美国的内外政策。

美军——按照完整的军事系统概念计算，美军规模位于世界前列，武器装备最为精良，军费开支约占世界军费总和的一半，相当于排位其后20多个国家军费的总和。美国的军事同盟或准军事同盟国关系、核武器数量、海外军事基地数量、海外用兵次数、海外驻军规模、海外军事演习频率等都是最高的。全球战略要地、海上咽喉通道、太空深空和临近空间，几乎都在美军的控制之下。

美媒——媒体巨头、金融寡头和巨型高新企业CEO被认为是“当今世界最有力量的核心人群”。新闻记者埃得斯·奥肖内把他们称之为信息时代的“流氓”或者信息高速公路上的“拦路强盗”，说“他们是计算机、娱乐以及电信行业的领袖，他们拥有的权力和影响力足以在华尔街和华盛顿兴风作浪。”其中，媒体巨头尤为突出，金融寡头和巨型高新企业CEO都要借助媒体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在英国一家杂志公布的“英国100名最有权势的女人”中，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排名第89位，而鲁伯特·默多克的长女伊丽莎白·默多克（英国天空广播公司节目总监）排名第一。

美国著名学者、国防部前部长助理约瑟夫·奈指出，在全球传媒时代，媒体的力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强，它可以让突发事件不致演变为不可收拾的危机；与此同时，也可以使危机升级，毁灭现有的价值体系。在西方社会中，大众传媒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除了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力之外的“第四权力”。

法国《外交世界》月刊主编拉莫内更进一步地认为，今天，媒体巨头已经一跃成为继经济力量之后的世界第二大支配力量，政治力量退居第三位，必须服从于经济和媒体。在当今社会，真与假有了新的定义，凡是媒体说是真的就是真的，就算是假的也变成了真的；反之，凡是媒体说是假的就是假的，就算是真的也变成了假的。

美网——美国利用现有互联网集中管理的技术体制，控制着全球的主机注册、地址分发和解析服务（互联网根域名解析服务器，以及12个辅助根域名解析服务器中的9个都在美国，另外3个——欧洲2个、日本1个——也在美国控制之下），实际上卡住了网络的“咽喉”。美国通过主机注册和地址分发，掌握着所有国家的网络及主机注册信息，为其搜集情报，确定攻击目标，实施“精确打击”提供了前提条件；而通过集中解析服务，美国不但可以每年敛取高达数千亿的服务费，而且可以作为随时发动网络战的利器，只要他停止解析服务，对方网络马上就会瘫痪。

2010年，美国正式成立网络战司令部，向世界宣示武力和战争威胁。为了扫清发动网络战的法律障碍（现行美国法律规定，对外宣战需经国会批准），美国参议院提出了《2009网际安全法案》［The Cyber-security Act of 2009(s773)］，其中赋予美国总统在必要时“可以宣布网络空间紧急状态，并下令限制或关闭任何危害联邦政府或美国关键基础设施信息系统或网络的因特网进出通信”。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实际上已经被“绑架”，时时刻刻处于美国的霸权威胁之下。

美国2011年抛出《网际空间可信标识国家战略》,主张各国支持建立商业化运作的全球“可信标识生态环境”，表面上是为了解决网络的诚信与安全问题，促进经济发展，本质上则是谋求建立美国主导和控制下的网络安全信任体系，挑战各国的国家主权。

美国实际控制着认证标准制定，把持着认证服务市场（仅Verisign一家公司就控制着全球500强认证服务业务的93%），而全球主要网络服务公司和电子商务网站，如google、Facebook、Yamason、E-bay，包括中国的百度、新浪、阿里巴巴、腾讯等都是美国的上市公司，其中美国持有百度、南非MIH集团持有腾讯、日本持有新浪和搜狐、携程、阿里巴巴、淘宝网的80%以上的股权。如果放任美国战略的实施和步步紧逼(不作为等于默许)，不久的将来，我国的公民、企业甚至政府、军队将不得不依靠美国控制的商业服务来证明自己在网际空间的真实性、可信性，国家将丧失对自己企业和人民的管理服务能力，一旦有人“兴风作浪”将直接导致经济社会的动荡、失控甚至崩溃。不排除美国会对我国政府和企业冠以压制网络“言论自由”、违反网络“人权”等“罪名”推送到“国际被告席”、接受“网络空间正义代言人”处罚的可能。

美国采取的基本策略是：在技术上，假手国际互联网工程任务组（IETF）控制关键技术标准，将世界各国牢牢锁定在由美国控制的IPv4、IPv6协议架构内，并动用一切手段封杀打压任何可能对该体制构成潜在威胁的创新；在政策上，打着建立“一个开放的、互操作的、安全可靠的网络空间”的幌子，推行符合美国标准的“人权”、“言论自由”和“信息自由流动”，为通过网际空间利用“巧实力”进行颠覆破坏活动提供法理依据；在手段上，提出建立以商业为主导的“网际空间可信标识生态”环境，借助互联网产业优势，建立“商业化的”身份标识证明体系，既可以按照“商业规则”顺理成章地剥夺其他国家在网际空间对本国公民和财产的证明权、管辖权，又可以无孔不入地将其剥削网络的触角深入到的全球所有企业、个人的交易活动中。而所有这一切，美国政府都躲在幕后，因而具有极大的欺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