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客观规律，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2）

　三、《宪法》规定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分配制度的贯彻执行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贯彻《宪法》规定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显著提高。扣除价格因素计算，1979～2010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增长10.3倍和7.2倍，即年递增7.9%和6.8%，而改革开放前的1953～1978年分别年递增1.4%和2.3%。从改革开放后的32年看，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前的1979～1992年分别年递增6.2%和9.0%，之后的1993～2010年分别年递增8.2%和6.0%。

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有较大改善。国际上通用的家庭恩格尔系数（即居民消费性支出额中，用于食品支出所占比重下降说明生活质量呈提高趋势），1978年城镇和农村居民分别为58%和68%、1992年分别为53%和58%、2010年分别为36%和41%。32年间每年平均递减0.69和0.84个百分点。2010年，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和农村人均住房面积分别为32和34平方米；城镇每百户居民拥有家用汽车13辆，农村居民每百户拥有摩托车59辆；城乡居民每百人电话普及率（含移动电话）85.4部，等等。④21世纪初，全国居民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2020年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居民收入分配不公平，差距扩大，贫富分化加剧。

（一）基尼系数急剧上升，与世界比较，高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首都经贸大学丁冰教授撰写的《关于基尼系数在我国的适用性研究》一文，对基尼系数的介绍和评价如下：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是1912年意大利统计学家和社会学家科拉多·基尼（Corrado Gini，1889～1965年），在美国经济学家马克斯·奥托·洛伦茨（Max Otto Lorenz）1905年提出的洛伦茨曲线的基础上创立的以衡量一国或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平均程度的宏观经济指标，是为适应和支持当时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与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关于如何求得社会收入分配平等的争论而提出来的。它本身基本上是一个不具意识形态的指标，不考虑一个社会是一元的结构还是多元结构，甚至也不考虑一个国家是否存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它主要用于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不平等的演化或者各个国家、地区之间不平等的相对程度。何况科拉多·基尼当时所在的意大利也是比较落后的国家，农业占相当比重，城乡之间、各区域之间的经济水平都有明显差别。这同我国目前的情况类似，因此适用于我国。这一系数具有一定的科学性，联合国和世界各国都在使用。

丁冰批驳了一些错误看法。有人认为，揭示我国基尼系数过高是“危言耸听”；改革前我国有2.5亿人口的收入是负值，而贫富差距是“无穷大”；改革后我国的贫富差距后缩小了。他还指出基尼系数的缺陷：一是缺乏阶级分析，二是这一指标是从收入层面上衡量贫富差距的，撇开了资产、资本或生产资料占有方面的差距。⑤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尼系数的变化趋势如下：1978年基尼系数为0.2，1985年为0.19，2000年上升到0.417，以后呈急速上升趋势，2003年为0.479，2006年为0.487，2008年为0.491，2010年为0.481，2012年为0.474。⑥国际上公认，基尼系数0.3～0.4为比较适当，0.4～0.5为差距较大（即警戒线），0.5以上为差距悬殊（即危险区）。有关专家认为，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若不考虑非法及非正常收入，已逼近警戒线（0.5），若考虑非法非及正常收入，则已进入危险区（0.5以上）。

与世界主要国家比较，联合国世界银行编制《2005年世界发展报告》公布的2003年各国的基尼系数：我国为0.447。主要发达国家：美国为0.408、英国为0.360、德国为0.283、法国为0.269、日本为0.249、韩国为0.316、俄罗斯为0.456；主要发展中国家：印度为0.325、印度尼西亚为0.343、老挝为0.370、越南为0.361、巴基斯坦为0.330、泰国为0.432、巴西为0.591。⑦

（二）除上述国际上通用的基尼系数外，再从以下五个方面全国统计资料来揭示并分析我国居民收入分配不公平，差距扩大，贫富分化加剧

1.城镇和农村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组间差距不断扩大

城镇居民最高户收入与最低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从历年的发展趋势看，1992年为3.24倍，2010年扩大为8.42倍。从当年最高户、最低户与平均水平的差距看，1992年最高收入户为平均水平的1.80倍，最低收入户为平均水平的0.55；2010年前者扩大为2.95倍，后者扩大为0.35。

农村居民高户收入与低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从历年的发展趋势看，1992年为6.31倍，2010年扩大为7.51倍。从当年高户收入、低户收入与平均收入水平的差距看，1992年高收入户为平均水平的2.15倍，低收入户为平均水平的0.34；2010年前者扩大为2.37倍，后者扩大为0.32。详细惰况见表1。

2.财富集中在少数富人手中

2011年10月19日，瑞信研究所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百万美元以上的富翁已达101.7万人；个人净资产在5 000万美元以上的富豪，中国有5 400人，仅次于美国，而德国为4 135人、日本为3 400人、俄罗斯为1 970人。中国社会财富向高收入人群的集中度以年均12.3%的速度增长，是世界平均增速的2倍。⑧2005年《福布斯》公布的中国富人排行榜显示：前100个富人所拥有的资产，最低的16.12亿元，最高的133.18亿元。按最保守的估计，中国不到人口总数1%的富人所拥有的资产总额至少有8万亿元，相当于中央直属国有企业资产总额10.6万亿元的76%和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43%。⑨再从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总额的结构来看，全国储蓄存款总额从1992年至2010年剧增24.7倍。有关专家调查，储蓄存款总额中，约有一半为10%的人群所拥有。而2012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高达1.28亿人（按扶贫标准2300元计算），占农村人口的13.4%（详见本文第三节之五）。

我国财富之所以如此快速集中在少数富人手中，大致有五类情况：第一类，靠勤劳致富的合法收入。如众多私营企业主和靠种植、饲养致富的农民。第二类，趁国有和集体企业改制之机，用种种手段（以权谋私，暗箱操作，违法违纪、半卖半送等）盗挖公有资产，摇身一变成为红色资本家。第三类，靠超经济剥削，或者偷税漏税和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的私营企业主。第四类，权钱交易、贪污受贿的贪官或掌握经济实权者。第五类，走私、贩毒等。这五类人中，第二、三、四类的人数虽少，但拥有财富最多。

3.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逐步扩大，到2010年实际差距为6倍左右

1978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2.37∶1。1992年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年两者比为2.59∶1，2000年为2.79∶1，2002年为3.11∶1，2003年为3.23∶1，2008年为3.31∶1，2009年为3.32∶1，2010年为3.23∶1。⑩如果剔除农民收入中购买农业生产资料的部分，加上城镇居民收入中福利性收入的部分，实际差距为6倍左右。

4.垄断性行业与其他行业职工工资的差距过大

企业高管与职工工资收入差距悬殊，背离按劳分配原则。银行等行政性垄断行业，电力、煤气、水等自然资源性垄断行业，电信等竞争性垄断行业，不同程度地把利润中的一部分以各种形式转化为职工收入，人为地形成垄断性行业与其他行业之间职工收入分配上的不公平。2010年，金融业、信息传输和软件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职工的平均工资分别为70 146元、64 436元、47 309元，而制造业、采掘业、农林牧渔业职工的平均工资分别为30 916元、44 196元、16 717元，前者比后者平均高出98%（2000年高出93%），而最高与最低的差距为4.20∶1（2000年为2.17∶1）。

为了改变国有企业高管收入过低的状况，2004年开始实施企业经营者年薪制，这当然是好事，但年薪高得出奇。大中企业高管年薪至少一二百万元，有的金融、保险业高管最高达2 000多万元，而国有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只4万～6万元。究其主要原因是，照搬西方现代企业制度。众所周知，资本主义企业的老板以高额年薪雇佣职业经理掌管企业，以获取高额利润，年薪老板说了算，职工无权过问，更谈不上监督。可悲的是我国国有企业竟也照抄照搬这种年薪制，不仅背离按劳分配原则，而且严重脱离群众，反映强烈。

5.由于历史、地理、经济等多方面因素造成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居民的收入差距较大

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来看，2010年全国为19 109元，东部为23 273元、中部为15 962元、西部为15 806元、东北部为15 941元，各地区与全国平均水平比较，分别为1.22、0.84、0.83、0.84，即东部高出二成，其他地区则低一成六。各地区与东部地区比较：东部为1.0、中部为0.69、西部为0.68、东北部为0.69，即中部、西部、东北部都比东部低三成。

从全国农村居民纯收入来看，2010年全国为5 919元，东部为8 143元、中部为5 520元、西部为4 418元、东北部为6 435元，各地区与全国平均水平比较，分别为1.38、0.93、0.75、1.09，即东部高出近四成、东北高出近一成，中部差距不到一成、西部差距低二成半。各地区与东部地区比较：东部为1、中部为0.68、西部为0.54、东北部为0.79，即各地区与东部的差距都较大，其中西部低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