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机遇——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解读（3）

1.中国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城镇化的模式

除了简单的人口统计之外，中国的情况又决定了我们仍然会存在大量的乡村。

第一，中国人会有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地形，我们只有12%的土地适宜耕种，美国的面积和中国几乎一样大，但是耕地确实是我们的3.6倍，人口是我们的四分之一。我们要考虑我们和美国的情况非常不一样。

第二水光热极不均衡，导致了美国式的大规模标准式的农业，在中国是不现实的，只有少部分地区，比如东北才是适合的。我们所谓的大规模只是东亚式的，日本韩国式的适度规模，远远达不到美国式的大规模，我曾经在美国做调查，坐在他们的大型的拖拉机上，那个拖拉机的轮子比我的个子高多了，那个拖拉机在那个大多的田里面那个来耕种，那个轮子有这么粗，有一个豆棵，这一行豆子和这一行豆子要比轮子还要再宽，我坐在他们的机械上，我就很不理解，我就问那个司机，说为什么豆子种得那么稀，你们的那个土地不是浪费掉了吗？他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怎么走我的大机械呢？他会这样回答我。他跟我们的资源条件完全不一样，他这个尽可能的节约劳动力，可以浪费土地，我们是尽可能的集约使用土地，不惜投入过量的劳动力，这是巨大的资源浪费，所以他是这样的差距。中国七山二水，丘陵地区是占70%，丘陵与高山地区，这样是适合小规模农业，开不了大机器的，水稻呢更加，水稻作为农业本身就是一个农耕，以小农为主的农业。还有蔬菜水果，都要靠人工采摘。我在美国加州待过一年，美国的加州是世界上最好的水果出产地，比如说加州的橙子、红提是很出名的，但是加州水果要采摘，本地人的价格太贵，雇不起，怎么办？开放边境，让墨西哥人非法进入美国来打工，实际上他也在剥削农民工，只不过不是本国农民工，而是墨西哥的农民工。这样劳动力价格才能降下来，才有人用手采摘橙子、草莓等等，卖出合理的价格。所以蔬菜水果、牧业、渔业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只适合小规模耕种。还有占国土面积41%的是我们的草原畜牧业，比农区大多了，农区只占12%，牧区更大，也不适合农区的城镇化，在这么广袤的土地上无法集中居住。我们去内蒙古、新疆、青海做调查的时候，发现牧民的来回游动是最好最合理的制度安排，定居是不行的。第一草场退化，由于牲畜来回踩踏他们所在的居住点。第二，他的游走半径小了，对生畜和人健康都不利。所以他们并不适合这样的我们意图中的城乡一体化，适合另外的城镇化。

所以我们绕开这样的二元结构，我们看一下中国的三级台地：青藏高原一级，塔里木盆地一直到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第二级台地，然后三级台地。七山二水一分田可以看得出来，我们配比的条件极不均衡，接近一半的国土面积是干旱与半干旱的地区，也决定了我们南方的稻作农业和北方的旱作农业，还有季风与非季风。中国这么大的巨大气侯差异，农业依靠水和气侯条件才能做下去。还有气侯类型，我们因为季风的原因，因为海拔的原因，分成若干不同的气候带，也有若干不同的农业类型。所以一概而论的讨论中国的二元结构，讨论城乡一体化是不合适的，需要考虑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中国的二元结构可能会长期并存，而且是不同形态的。比如说我们的农业出现这样的一个谚语，宋代的时候有“苏湖足，天下足”的说法，苏州湖州（现在的长江三角洲一带），后来过渡到“胡广足，天下足”（广东、广西、湖南、湖北这一带），现在已经变成了“东北足，天下足”，如果中国没有东北，没有粮食安全，现在东北成为中国商品粮最主要的粮食地，如果当初日本占领了东北，不能够想象中国现在的今天。

所以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的地理分布极不均衡，粮食主产区也极不均衡，中国小规模农业和大量人口生活在农村的事实，近百年内都不会改变的基本事实；我们有一个半工半耕（农民一边打工，一边耕种）的基本事实；生产与消费合一体的基本事实；家庭经营为主体的基本事实。在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也特别强调，我们在清华大学开会的时候，陈锡文主任也特别强调，我们在制定一号文件、中央文件的过程中，一定要把准中国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经营体制将长期维系，虽然我们北京的情况有点不一样，但是全国的情况基本是普遍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城乡的二元结构不是良性的反而是恶性的二元，像吸星大法似的。

2.传统的城乡关系决定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

传统的城乡关系是由行政抽取到市场抽取，行政抽取体现为一个老对联，在河北调查的时候，有一户农户家里面挂了一副60年代的老对联是这么写的，“有余粮卖给国家，多储蓄支援建设”，横批是“劳动光荣”。这就说明那个时候，农村有多少余粮啊？没有什么余粮，甚至有些年头根本吃不上饭，但是还要卖给国家。农民有多少余款？也没多少，但是还要动员出来支援建设。这是1978年之前的中国，是通过行政的力量，把农村的余粮余款动员出来，来去支援国家建设。在那个时期是单位制，是计划时期，是排他性的一个制度，什么意思？就是说城市偏好型的，向城市偏向的，比如说当时的农民对城市人的说法是吃商品粮的，不种粮食，光吃粮食的人。当时的条件下，还要供应这样的单位，是农村人做的，那么市场化经济时期，地方开始推动工业化、城镇化，也抽取农村的剩余，所以有另外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叫托达罗，他在1981年写道：有一个城市偏向型的制度安排和农村忽视型的制度安排，这是农村发展的一个难题、困境，或者叫悖论。

农村对于城市的贡献体现为城市对农村的剥夺，是三层剥夺：农业剩余、经济剩余（金融剩余）和利润剩余的剥夺。第一层剥夺是经济剩余的剥夺，以剪刀差的形式出现；第二层是金融剩余的剥夺，有点余款了，给金融机构动员出来了。第三利润的剥夺，贷款要付利息。农村的剩余不断的被城市拿走，不能留在农村。我们试想一下我们的花乡，我们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做到了留住农村剩余，尤其由土地所产生的相应的剩余，一部分截留在本地，这样才能发展起来，不能够截留的地方，就变成了资源的净输送者。所以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吸星大法式的、珍珠奶茶式的发展，把农民的资金、土地以及管理基础制度等，不断的给被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