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化了，地方改革创新才不是“一阵风”（2）

    网络严控“三公经费”，能持久吗

同样，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人们才再次关注浙江乐清市的“三公网络监督平台”。

从今年8月以来，这个平台包含的是该市“三公”——公务接待、公费外出、公车节假日报备和运行定位的申报、审核、审批、监督，每个干部都要报上菜单、账目明细。它还和公车的GPS定位系统相连，是否违规用车，也随时可查。

何增科认为，举措的意义在于“它给官员发出了信号，起到了威慑作用，提供了监督官员的一个新渠道”。

“现在有很多社会热心人士密切关注政府上网的信息，对每一笔政府支出流向是否合理，会提出判断。如果政府愿意自己公开信息，就表明了自己的一种态度，愿意接受社会的检验和公评。如果公开的信息经受住了公众和社会的检验，那么，政府会赢得老百姓更多信任，有助于形成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

王文章还表示，“三公”信息公开得有一个前提——“公开得要彻底、细致、具体化”。

“现在有的政府部门采取比较模糊的方法，只给出大概数，老百姓不知道三公经费具体怎么花的。而像乐清这样，把每天的吃喝、几个人参与，都发到网上，方便群众更好监督”。

周志忍则明确表态，“我不认为这套制度能持久。”

他举了一个例子：四川省巴中市白庙乡是第一个搞“三公”经费全部公开试点的。“吃一顿饭、抽一盒烟，接待谁都有，但是搞不下去了，原因是整个大环境，上一级的人来考察，也不敢吃饭，连一根烟都不抽。地方是很廉洁，但是大环境不是这样，没人愿意去公开消费的地方，最后改革试点也无果而终。”

肖滨则认为，这符合网络公开的大方向，存在推广可能。“网络公开可以随时查到，与电视不同，有助于民众对政府‘三公’经费的监督，这个推广空间更大。虽然不能设想一个举措就能遏制腐败到什么程度，公开总比不公开好。”

周志忍介绍，5年前，内蒙古某县也在搞“三公”经费改革，他认识其中一名领导。“改革初始一两个月，大家都觉得如释重负，没有必要迎来送往，喝酒接待”。但三四个月后，就出现问题了，“由于不接待，很多职能部门不愿意来，就没有人缘、人气和关系，一些额外资金和项目审批就批不下来”。

最后坚持了八九个月，“不仅仅是额外灵活申请的项目资金申请不下来，明确规定给当地的资金也拿不下来，有关部门一直拖延不给。”

“就这样坚持了一年，最后县常委开会说：‘这一年损失比较大，我们要加大接待力度，把损失补回来’，于是，马上恢复得比过去更加厉害。”周志忍说。

    制度化了，地方改革创新才不是“一阵风”

学者们在受访时表示，“三公”信息公开、官员财产信息公开的方向是正确的，地方也进行了不少“大胆的尝试”，而下一步就是“制度化”。

“现在官员信息公开还不是法定义务，哪些人要公开，不公开需承担什么责任，都应该具体规定。”何兵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周志忍也表示：“公开的渠道是次要的，关键是‘公开官员财产配偶信息’能不能作为一个制度留下来，如果是为了争改革的‘风头’，过几年就没有了，这样的作用不是很大。”

周志忍认为，现在“三公”经费公开问题在于“是靠一阵风”。“有些地方抽一包烟都公布，有些就马马虎虎，最后往往是做得比较好的地方坚持不下去了”。

对于各地试点很难持久的现象，王文章认为是“普遍存在”的。“改革涉及利益群体，他们会抵制、反抗。比如，对上面的规定做一些变通，打折扣地执行，变相地消极拖延等，想当然地为自己捞利益。但我们要从制度上把这种私欲控制住，让他不可能钻空子，才是一个好的改革方向。”

因此，学者普遍认为，公开“三公”经费应该走向法治。

“有了由下至上的探索之后，应该由上至下出台具体实施政策，明文规定统一模板，分级别公开，公开哪些信息，隐瞒信息受到什么处罚等等，才能真正走向落实。”周志忍说。

“首先政府得有决心，权力要在阳光下运行。同时，还应建立健全《预算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法律的配合机制，明确规定‘三公’经费必须公开。”王文章说。

最后，何增科的一席话，对今后的改革活力给予了期望：“35年改革开放，出现一个比较让人担心的现象，就是改革的动力在衰减。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在国家层面上，改革更加焕发活力，各个地方也都积极推动政府创新。各地政府的创新，对于增加社会活力是很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