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例指导制度：价值、困境与完善（17）

{24}黄京平：“刑事指导案例中的公共议题刍议”，《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25}见前注{1}。作为最高人民法院起草这一文件的研究室的主任，对这一问题的理解理应最权威、最明确，但也不得不指出这些疑问属于不明确的问题，其观点纯粹是个人理解，可见这一问题即使在规定的起草部门也没有正解。

{26}“用好用活指导性案例、努力实现司法公正：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负责人就案例指导制度答记者问”，载《人民法院报》2011年12月21日。

{27}见前注{1}，胡云腾主任也不得不承认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需要深入研究。

{28}王晨光：“制度构建与技术创新——我国案例指导制度面临的挑战”，《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29}陈国庆：“检察机关案例指导制度的构建”，载《法制日报》2011年1月5日。

{30}胡云腾、罗东川、王艳彬、刘少阳：“统一裁判制度、实现司法公正”，《中国审判》2011年第1期。

{31}参见李友根：“指导性案例为何没有拘束力——以无名氏因交通肇事致死案中的原告资格为研究对象”，《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年第4期。类似的经验例如四川法院系统的试点工作表明，在重点选出的137个公报案例、101个《案例指导》案例共计238个案例作为试点适用的参照对象，截止2012年1月15日，试点法院共结案13099起，其中仅94件参照适用案例进行裁判，适用率仅为0.72%，参见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课题组：“指导性案例的应用障碍及克服——四川法院案例应用试点工作的初步分析”，《法律适用》2012年第5期。与本文主题有关的另一数据是：在参照适用案例的94起案件中，民事案件占97.87%，而刑事案件仅1起。

{32}参见王利明，见前注{5}，页77。

{33}参见胡云腾、于同志：“案例指导制度若干重大疑难争议问题研究”，《法学研究》2008年第6期。

{34}参见林维，见前注{9}，页465。

{35}参见高领：“指导意在规范——构建中国案例指导制度研讨会综述”，载《人民法院报》2011年1月7日。

{36}参见（英）约瑟夫·拉兹：《法律的权威》，朱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170。

{37}例如李仕春：“案例指导制度的另一条思路——司法能动主义在中国的有限适用”，《法学》2009年第6期。

{38}参见林维，见前注{9}，页469。另参见张琪：“试论指导性案例的‘指导性’”，《法制与社会发展》2007年第6期。

{39}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课题组：“关于完善案例指导制度的调研报告”，《人民司法》2007年第19期。该报告建议较大市的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成为发布主体。

{40}参见李友根，见前注{31}，页86。

{41}不过，有学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所颁布的指导性案例包含了裁判规则，而最高人民检察院所颁布的指导性案例提供的不是裁判规则，而是工作指导规则。参见陈兴良：“案例指导制度的法理考察”，《法制与社会发展》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