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宪法惯例问题辨析（13）

[2]参见姚岳绒.关于中国宪法渊源的再认识[J].法学，2010，（9）；周永坤.不成文宪法研究的几个问题[J].法学，2011，（3）；姚岳绒.中国宪法语境中不宜使用”不成文宪法”——评周永坤教授的相关论述[J].法学，2011，（6）.

[3]正如李忠夏博士所批评的那样：”通过这些政制（constitution）运作中事实发挥作用的所谓‘宪法’去补充或者取代成文宪法，其后果会导致政制与宪法的混淆”。见李忠夏.中国宪法学方法论反思[J].法学研究，2011，（2）.

[4]其实与戴雪相比，强文更应该以詹宁斯为根据，因为詹宁斯的观点更接近于法社会学的论述——洛克林就将詹宁斯归为功能主义学派，而将戴雪归为规范主义学派。参见马丁•洛克林.公法与政治理论[M].郑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95-244.

[5]W.Ivor.詹宁斯.法与宪法[M].龚祥瑞，侯健，译.贺卫方，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80.新世纪Barber的论点与此类似，他说惯例和法律间的区分只是个程度问题，它们起作用的方式是相似的，而且具有许多共同的特性，这就使得法院和立法机关在恰当的时候把惯例转化成法律成为可能。参见N.W.Barber.Lawsandconstitutionalconventions[J].LawQuarterlyReview,Vol.125,2009:294-309.

[6]曾有论者指出，戴雪和詹宁斯在宪法惯例问题上”存在致命性的分歧”。参见陈道英.宪法惯例：法律与政治的结合——兼谈对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的反思[J].法学评论，20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