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利益集团与税法改革

要改革旧法，不跟利益集团切割是万万不行的。改革最大的困难也就在于此。要得民心，就要为民除弊；而为民除弊，就要不怕得罪利益集团，敢于硬碰硬。在这个问题上，不容绕道走

安史之乱后，租庸调法弊病丛生

唐初实行的租庸调法，原本不失为好的赋役制度，但日久弊生，逐渐由利民之法变成了“虐民”之法。

租庸调法是在均田制基础上实行的赋役制度。具体内容为：按丁授田，丁男每人80亩，然后国家向他们征收称为租、庸、调的赋税。租即田租，凡授田者，每丁每年交粟2石。调即交纳的本地所产绢、绫、絁（粗绸）等，每丁每年交绢、绫、絁各2丈，绵2两；交布的2丈之外加1/5，麻3斤。庸即以绢交纳的代役税，每丁每年法定服役20天，闰年加2天，可用绢代役，一天交绢3尺。加役25天免租，加役30天，租调皆免。

据岑仲勉《隋唐史》一书，因隋以前征税缺乏详细记录，唐代赋税比之前朝，总体而言，孰轻孰重，还不好说。单就租这一项，比北齐为重，轻于北周一半，同于隋朝（北齐合每亩1. 6升多，北周5升，隋、唐均为2. 5升）。

租、庸、调并不是唐朝授田者的全部负担，除此之外，还有所谓杂征、杂徭。其中杂征包括户税等。户税依据每户的等级（据资产多寡定级）征收。皇亲国戚、王公勋臣、官员等，均享有毋须负担以上各项赋役的特权。

以实物代替劳役，百姓得以有更多的时间从事生产活动。故租庸调法的实行，有利于百姓于隋末大乱之后安养生息，有利于唐朝前期经济的复苏和繁荣。

安史之乱之前，国家的治理尽管有种种弊病，潜伏着危机，但财政经济一时还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当时“兵虽多而无所损”，“官不滥而易禄”，财政开支还在朝廷能够把控的限度之内，赋税的征收较有节制，租庸调法尚能正常施行。但安史之乱发生后，情况大变，战事连年不断，人口凋耗，人死而户口册上名字未销的情况十分普遍。土地占有状况、民户资产状况与以往差别很大，已很难执行租庸调法。战争打破了常规，也使租庸调的征收乱了套。征收的机构凭空增多，床上架床，屋上架屋，互不统属。法外征收，诛求无已，百姓“旬输月送，无有休息”，不胜负担。富户丁多，以做官、入学及当和尚、道士等，得以免除租庸调，而穷人没有收入但丁在，故赋免于富户，而增于穷人。也就是说，富户所免除的赋役，都转嫁到了穷人头上，这还公平吗？据岑仲勉的计算，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及十四年，毋须承担各项赋役的户数，约占总户数的40%至41%。其余的59%至60%的人家，要承担国家100% 的赋役。这真是不堪承受的重负。百姓只好用脚对租庸调法投否决票了，据《新唐书》载，人民流亡，各地都有，且数量巨大，留在本地的“百不四五”。租庸调法已难以为继，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