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利益集团与税法改革 （2）

冲破既得利益集团阻挠，唐德宗毅然颁行两税法

法弊必变。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唐德宗即位，宰相杨炎适时地提出了用两税法代替弊端丛生的租庸调法的方案。对这一方案，德宗表示赞同，并下令布告朝野。一时间，对两税法方案的讨论和争论很是热烈。

出乎朝廷意料的是，对杨炎所提改革方案的激烈的反对声，竟来自统治集团内部，来自掌管赋税的官员们。《旧唐书·杨炎传》说：“而掌赋者沮其非利，言租庸之令，四（数）百余年旧制，不可轻改。”《新唐书·杨炎传》说：“议者沮诘，以为租庸令行之数百年，不可轻改。”掌管赋税的官员反对两税法方案，借口是，租庸调法是祖宗制定的，实行了几百年，不是很好吗？祖宗之法怎么能说改就改呢？况且两税法不见得就好。

说这部分官员是抱残守缺的保守派，可能还没有触及本质。维护祖宗之法，不过是他们打的一个幌子，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才是他们的真正目的。多年来，他们利用租庸调法上下其手，中饱私囊，一个个暴富。对他们来说，租庸调法是利之所在，他们岂肯轻易放弃？就像贾宝玉颈子上挂的“通灵宝玉”不能丢失一样，他们也不能失去租庸调法。

一个社会，各个群体之间，往往利害冲突，对这个群体有害的，对那个群体或许有利。反之亦然。百姓已认租庸调法为弊法、恶法，对其深切痛恨；但对掌管赋税的官员而言，它还是“良法”呢，对其很有感情。靠租庸调法大发其财的，大有人在。我们说租庸调法养成了一个利益集团，可能并不为过。如若不信，请看下面的记载。

《旧唐书·杨炎传》说，朝廷对征收租、庸、调的各个环节及有关官员不能实行监督，朝廷不能审计度支、转运、节度等使，度支、转运、节度等使不能审计各个州的官员。全国的租、庸、调在征收和送入国库的过程中，权臣、猾吏狼狈为奸，被他们贪污、盗窃的，“动万万计”。河南、山东、荆襄、剑南等重兵镇守的地方，赋税绝大部分被截留了，只有很少一部分解送国库。这些地方的军政官员都肥得流油，过着奢华的生活。他们随意增加部属，随意给部属定俸禄。征税的名目极多，“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已经废除的税，他们照收；重复的税，他们不予取消；旧税加新税，征收没有限制，催交没完没了。

这些掌管赋税的官员，是依附在唐朝赋税体制上的寄生虫。一旦废除租庸调法，实行两税新法，无异于封了他们的“利门”，断了他们的财路。毕竟借老法舞弊，他们轻车熟路；而借新法耍奸，一时还不容易，所以要群起反对朝廷用两税法代替租庸调法。这是利欲使然。

可见，要改革推行了几百年的租庸调旧法，不跟利益集团切割是万万不行的。改革最大的困难也就在于此。要得民心，就要为民除弊；而为民除弊，就要不怕得罪利益集团，敢于硬碰硬。在这个问题上，不容绕道走。如果害怕得罪利益集团，或者虽不怕得罪利益集团但顶不住他们的反对——这种反对无疑是强有力的，改革便是一句空话。

唐德宗对改革赋役制度，脑子还是清醒的。建中元年（780年）二月，他不顾掌管赋税官员的反对，毅然颁布了两税法。史书说，“上行之不疑，天下便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