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利益集团与税法改革 （3）

据《唐会要》及新、旧《唐书》，两税法的主要内容为：

（1）“量出以制入”。先计算国家财政总开支（有点像后代造财政预算），以此为根据，决定征收两税的额度。

（2）不论是土著居民，还是外地迁来的侨居户口，都要纳税。

（3）民户按资产分为九等，按每户的等级征税，而不考虑丁男与中男（16岁）的区别。

（4）不管是坐商还是行商，都按资产三十税一征收两税。

（5）原来的租庸调及杂征、杂徭并入两税。

（6）按大历十四年（779年）垦田数征收地税。

（7）一年分两次征税，夏税六月截止，秋税十一月截止。

有人说，夏税和秋税合起来称作“两税”，也有人说，户税和地税合起来称作“两税”，两种说法，似均无不可。重要的是，新法规定“此外敛者，以枉法论”，对于在两税外擅自加征者，以违法论处。

两税法把中唐极端紊乱的税制统一起来，限制了赋税的额外加征，改变了过去“旬输月送”的局面，有利于百姓安心生产和生活。新法一经推行，短期便显出效果。《新唐书·杨炎传》说：“自是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归于朝廷矣。”不用实行“土断”法将侨居户口编入现住地，侨居户口自然而然就可以在当地交税；赋税不加重而国家收入增长，户口簿不用另造，就知户口实际情况；官吏不用训戒，法就可以起到预防官员作弊的作用（时间长了也难说），即使奸猾的，也难以中饱。从此以后，决定赋税或增或减的权力收归朝廷。杜佑《通典》则说两税法是“适时之令典，拯弊之良图”。“令典”者，良善之法也。两税法为唐朝以后的各个朝代所沿用，一直到明代万历九年（1581年），它才被一条鞭法所取代。两税法在历史上的影响是很大的，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起过积极作用的。

两税法为何又会日久生弊

两税法实行以后，不管当代还是后代，对它都有批评。唐德宗时宰相陆贽的批评尤为激烈。他认为租庸调法是理想的赋役制度，不应当用两税法来取代它。他在奏疏中说：租庸调法是公平的、能够安定人心的法制，“行之百年，人以为便”。天宝末年，天下大乱，战争开支巨大，征收租、庸、调突破常规。征收过程中有弊端，不能说明法本身有问题，“此时弊，非法弊也。时有弊而未理，法无弊而已更。两税新制，竭耗编甿，日日滋甚”。按大历年间（766-779）征收最多的一年的数字征收地税，这是将临时性的各种苛捐杂税合并起来，变成常规征收。他认为，原本没有弊病的租庸调法根本就不需要变革，代替它的两税法，是耗尽百姓财力的弊法，而且它的危害还会越来越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