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利益集团与税法改革 （4）

后世批评两税法最为尖锐的，可能是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他在《读通鉴论》一书中说：“盖后世赋役虐民之祸，杨炎两税实为之作俑矣。”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原来两税法同样日久弊生。王夫之说：“政莫善于简，简则易从……上利其取给之能捷，下利其期会之有定，稍以戢墨吏、猾胥、豪民之假借，民虽殚力以应，而亦幸免于纷扰。于是天下翕然奉之，而创法者遂自谓立法之善，又恶知后之泛滥而愈趋于苛刻哉！”他承认两税法简便易行，官府征收方便，民众交纳时间固定，次数固定，可以稍稍抑制贪墨官吏、奸猾胥吏及土豪劣绅借机牟利，故天下的人都遵奉这一法令。但他认为，创制两税法的人自以为立法很完善，没有料到推行到后来，两税日益烦苛，民众的负担越来越重。

何以如此呢？王夫之分析说：在制定两税法的时候，已经“取暂时法外之法，收入于法之中”，亦即已经将在此之前临时征收的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计入两税的税额之中。一旦计入两税，临时摊派便变成了固定税收，便合法化了，再也不能取消了。“乃业已为定制矣，则兵息事已，国用已清，而已成之规不可复改……他日者，变故兴，国用迫，则又曰：‘此两税者正供也，非以应非常之需者也。’而横征又起矣。”有朝一日，国家多故，战事又起，国用紧迫，那当政的又可以说，这两税嘛，是正税，不是为应付国家紧急状况征收的税。这样，他们就有理由在两税之外，额外征税，于是乎，横征暴敛又开始了。出台时相对完善的两税法，到后来，因为越来越多的苛捐杂税都往两税这个篮子里放，它渐渐变质了。

 据《旧唐书·食货志》，两税法实行的第三年，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就请求朝廷同意将辖区征收的两税钱，“每一千增二百”，即增加20%。朝廷不但批准了陈少游的报告，而且命全国各地遵照执行。又过了10年，剑南西川观察使韦皋上奏德宗，请求两税“加税什二，以增给官吏”，德宗准奏。韦皋的报告说得很明确，这加收的20%是给官吏加薪俸的。给官员加俸，不是由国库开支，而是通过法外加税解决，两税凭空增加了20%。

两税法实行之初，便在各种冲击下开了口子，法外征收便开始挤进两税。两税法自我立之，自我坏之，作为唐朝朝廷，在这个问题上开了一个坏头。这说明，立法者要带头维护法的严肃性。也说明，赋税改革不是一劳永逸的，是会不断出现新的问题的。

王夫之出生于两税法颁布839年之后，这位爱用批评眼光论人、论事、论史的思想家、史学家，比起唐朝人陆贽，他看两税法，弊端要看得多一些、深一些。立一法必有一弊，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只有利没有弊的法。两税法有利有弊，利不掩弊，弊不掩利，在历史上起过的进步作用不容否定。唐王朝在废除租庸调法之后，没有找到比两税法更好的税法。换句话说，两税法在唐朝中期以后是最合宜的。而当利大于弊的两税法逐渐演变成有弊无利的两税法时，就要提出新的变革任务了。

（作者为凤凰出版社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