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的思潮是个坏东西”,这已由中国共产党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所证明。“文革”的惨痛教训和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也是对“左”的双重否定。但时至今日,中国社会中“左”的市场依然很大。被扔掉的“坏东西”为何屡屡被捡起?
屡治屡发的“左”倾病
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和建设史上,始终存在着正确路线与“左”倾路线、政策和思潮的反复斗争。
第一个时期是民主革命时期。从1927年8月至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犯过三次“左”倾路线错误,以从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止的第三次“左”倾路线最为典型,这次“左”倾路线在党内统治时间长达四年,为祸也最甚。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评价这次“左”倾“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整,在全党影响最深,危害也最大”。后来毛泽东在讲到什么叫“左”时有过这样的概括:“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
第二个时期是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一时期共出现过三次局部性的和一次全局性的“左”倾错误。三次局部性“左”倾错误发生于1957年至1965年间。第一次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第二次是指1958年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以及1959年庐山会议后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反右倾”斗争;第三次是1963年至1965年间开展的“社教”运动。在这三次局部性“左”倾错误之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则是这一时期一系列“左”倾错误的最高峰。
第三个时期是改革开放以后。经过批判“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大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了“文革”并纠正其“左”倾错误,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但“左”的影响并没有清除,三中全会后几乎所有重大改革措施,都遇到“左”的思想的干扰,其主要表现是挑起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争论。原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回顾说,当时诸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会带来资本主义”、“多一个外资企业,就多一分资本主义”、“划出一小块地方承包给外商开发,是出卖国家主权”、“乡镇企业会腐蚀我们的党和干部,是对社会主义的威胁”、“多发展一点私营企业、个体户,会改变社会主义性质”等“左”的观点很多。到1989年国内政治风波和苏东剧变发生后,党内对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是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达到高潮,向“左”转的声音占据了主导。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南方谈话之后,否定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路线,企图回到计划经济老路的“左”倾思潮不再在党内占主要地位,也不是社会的主旋律,但抹黑私营经济、怀念和肯定“文革”、以学术理论为外衣包装起来的极端“中国模式”论等变相地阻碍改革开放的“左”的声音,仍屡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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