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倾思潮的来龙去脉（3）

底层关怀本是进步的表现，也是“左派”这个词在西方被发明时的本意。然而，关键不在于找到社会存在的问题，而是用什么方法解决问题。纵观历次“左”倾思潮，在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上，有两个共同点。

其一，主观认识脱离客观实际的空谈主义。列宁曾深刻揭露左派“革命空谈”的本质：“革命空谈就是在这种事变发生转折、既成局面已经造成的情况下，不顾客观形势而一味重复革命口号。口号很漂亮，很诱人，很醉人，但是毫无根据——这就是革命空谈的本质。”列宁并将之称作是“一种甜蜜的共产主义谎言”。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也说：“我们也反对‘左’翼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同中共历史上的“左”倾错误一样，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左”倾思潮，本质上没有脱离主观唯心主义的窠臼，也是流于“革命空谈”，其解决现实问题的主张带有极大的主观性和片面性。

其二，用运动的形式开展工作，弃理性的、制度化的表达渠道和机制而不用。网络新媒体崛起之后，“左”倾思潮和不带有自觉的政治立场的民粹主义结合，大搞网络群众运动，例如鼓动和迎合广大网民的某些心理，无视国家法律制度，对一些案件“未审先判”或自设“网络法院”进行判决，甚至利用网络媒体对“以宪治国”等法治进步主张群而攻之。少数地方政府大搞运动式治理，忽视体制机制建设，漠视国家法律，最终治标不治本。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开展工作或表达诉求，最大的危害在于容易误导群众、抑制理性讨论、打压合理的批评意见，不利于国家制度建设和长治久安。

治疗“左”倾病的良方是制度立新

社会思潮多元化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现代国家的构建，中国社会越来越多元化，对各种思潮的包容度越来越高，这是社会进步和活力的体现。但“左”倾思潮逆世界历史潮流和中国社会进步的大趋势而动，坚持已被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实践所否定的错误思想，对中国走向现代社会和民族复兴构成障碍，因而必须对其加以批判。

但清除根深蒂固的“左”的影响仍然是一个长期和艰巨的任务。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时说，“几十年的‘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习惯了，人民的思想不容易改变”。从长期来看，反“左”还需要不断解放思想。此外，近年“左”倾思潮的扩散方式有由“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转变的趋势。在过去，反“左”主要是纠正党和政府层面的指导路线，“纠上即可正下”；现今，“左”的思潮以新的面貌和方式在普通人群中扩散，受众更广，反“左”的任务十分艰巨。

当前，反“左”的当务之急是彻底否定“文革”残余及其衍生出来的反宪法、反民主、反进步的学说和少数政治实践尝试。“文革”是一场浩劫，这已是定论，但近年来“左”倾思潮被一些政治投机分子、学术理论家、少数跟风的“党的喉舌”以及现代大众传播工具巧妙地包装、利用，试图引导中国再走“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社会模式。《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否定“文革”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彻底纠正“文革”的“左”的错误，抛弃以“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体制等；第二层含义是在“否定”的同时破旧立新，既不走“回头路”，也不“原地踏步”，而是坚定不移地走向文明进步的发展大道。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第一层含义的纠“左”已基本完成，当前的主要任务是第二层含义的纠“左”，其中，制度“立新”是关键，必须通过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铲除“左”倾错误不断滋生的温床。

（作者分别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