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倾思潮的来龙去脉（2）

“左”倾根在“落后”，最大问题是政治空谈和大搞运动

1920年6月，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列宁发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批判了一些“左派”共产党人提出的诸如反对参加任何“议会斗争”、退出保守工会、盲目地反对所有资产阶级、反对任何形式的“妥协”等观点。此时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还处于幼年时期，缺乏理论素养和实际斗争的经验，而“左”倾机会主义还是一种很年轻的思潮，所以列宁称之为“左派”幼稚病，并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较容易地医好。事实证明，列宁对“左派”病发作的严重性的估计有所不足。在此后的九十多年中，“左”倾思潮在各国共产党内屡屡出现，“左派”病屡屡发作，幼年时期是如此，走向成熟和执政后更甚，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极大危害，成为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要危险。

为何“左”倾思潮“屡反屡现”？1945年和1981年中国共产党两份“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左”的社会根源进行过分析。民主革命时期的“左”倾路线，根源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思想”；改革开放前的“左”倾错误则是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毛泽东同志领导上的错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民主没有制度化、法律化”等因素造成的。由此可以看出，在形形色色的“左”倾思潮背后，反映的是中国经济社会的“落后性”。这种“落后性”既表现为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上的落后，也表现为个人或群体在认知能力、思维方式和历史视野等方面的落后或不足。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国的落后面貌大为改观，为何“左”倾思潮还能抬头？

从外部原因来看，中国上世纪90年代新“左”思潮是随西方70、80年代以来新左派理论而生的。社会思潮不等于学术思想，但二者却可以结合起来。相比过去简单地、意气用事地否定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在新的条件下，“左”倾思潮以一种更“学术”，更具“思想性”的方式重新出现。与过去“两个凡是”、“姓资姓社”等“左”倾思潮不同，新“左”不再使用老“左”所推崇的斯大林主义式的陈旧话语体系，而是利用和扩展当代西方新左派的理论，效仿西方左派与斯大林主义划清界限，以“西方人反对西方”的迂回方式，在中国重新刮起“左”倾旋风。“进口”的西方左翼理论主要包括新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理论。例如，美国杜克大学批评理论研究所主任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在《晚晴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书中认为，文革“唤起了真正的群众民主运动”，由于文革被否定，因此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新“左”搬用这种理论，提出“文革的‘大民主’有正面作用”、“改革开放实际上将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等一系列“左”的论调。

从内部原因来看，随着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改革的推进和中国逐步融入全球化进程，在经济社会大转型的背景下产生了贫富分化、社会不公、官员腐败、物化意识加剧等新矛盾和新问题。这些问题归根结底仍是因为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在经济上取得进步的同时，一些表现为“落后性”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同时又产生了新的问题。面对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左”倾思潮通过一定程度上的“自我革新”后，又以新的面貌出现。其最重要的“新”是强调新时期社会分化中弱势群体的利益，有着浓厚的底层关怀，因此在底层民众、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草根网民中激起共鸣，形成相当大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