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政治体制的转型及其当代启示（12）

亨廷顿指出，一个社会的现代化的第一个政治前提是具有强大而有效的集权的政府和政党，但是这个政党应该是一个将政党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下的政党，而非将政党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政党。[13]摩尔在《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中说，直到18世纪中叶左右，法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主要是靠王权推动的。[14]古德诺在《政治与行政》中认为，一个强大而集权的政府是现代化的必然产物，但政府越集权，就越需要政党分担政府职能，一个强大而有效的政党，特别是执政党才能分担政府职能。一个党要强大而有力，必须要有一个卓越而有领导力的党魁，然而，集权的执政党组织和党魁需要党内民主和监督；否则，党就会腐败，而一个腐败的政党是无法领导好国家和社会的。[15]

孙中山在1916年护国战争之后对政党为一己私利而不断争斗的现实非常厌恶，他认为，对国家的未来发展要有一个整体蓝图，而一个执政党更加需要有一个治党、治国的总体规划。于是，他写了《建国方略》(包括《孙文学说》、《实业计划》和《民权初步》三篇)，但也痛感国民党的腐败无能，于是，他认为，要想治好国，应先治好党。1919年10月10日，他重建国民党，把它改名为中国国民党，并从思想建设到组织建设都进行了种种努力。[16]可惜，孙中山先生去世太早，国民党的政党权力和中华民国的国家权力落到了蒋介石手里，使国民党逐渐偏离孙中山先生的政治理想，忽视执政党自身的建设，致使国民党党内腐败泛滥，进而蔓延到国家和社会的腐烂，不仅国民党最终丧失国家政权，而且中国社会也无法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摆脱出来。这一历史教训是深刻的，发人深省的。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就十分重视党的建设，党建是革命成功的三大法宝之一。从三湾改编开始，中国共产党就从思想(理论)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方面加强党自身的发展与整顿，始终使自己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最后推翻了腐败的国民党政权，建立了新中国。建国后的历史也表明，当党重视自身的建设时，党和国家就能发展和进步，反之就落后和退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与时俱进地发展党的宗旨、目标及其实现方式和手段：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