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政治体制的转型及其当代启示（10）

以上说明，中国国内阶级斗争的起伏和重大理论、实践上的争论，与国际舆论的介入和列强的干预的叠加是近现代政治体制转型的第四个特点。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虽然，辛亥革命之后建立了共和民主制度的外壳，可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原因，共和民主制度的内涵却很少见到。很多好的制度规范要么夭折，要么变形，无法真正起作用。国内各大势力之间合纵连横、分化组合不断，但单靠自己的力量都难于实现统一中国、恢复主权完整的目标，于是，国内各大势力纷纷求助于、借助于西方列强，西方列强也乘机要求延续或扩大其在华的势力范围和利益内容。当然，20世纪的世界国际化程度也在不断提升，共和、民主理念和制度在不断扩展，形成一股世界潮流，尽管专制和独裁也在作最后的挣扎。因此，近现代中国政治体制转型中国际舆论的介入和列强的干预，一方面，是中国国内阶级斗争在国际领域中延续或延伸，另一方面，也是西方列强试图延续或扩大其在华的势力和利益的反映，再一方面，也是世界范围内共和、民主与专制、独裁斗争的一种体现。

以上我们对近现代中国五大政治体制转型分析表明：第一，近现代中国政治体制转型中阶级、阶层、集团的利益劫持了民族、国家的利益，导向公益的理性逻辑与导向私利的非理性逻辑激烈交锋，最终，历史的逻辑是对理性逻辑的回归，理性逻辑战胜了非理性逻辑。近现代中国政治体制的转型本来应该朝着民族、国家整体利益导向的理性逻辑方向发展，然而，在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政体之争与政党斗争、国体之争与政体之争、国内阶级斗争与国际列强干预叠加、搅和在一起的情况下，各种政治主客体(民族、阶级、阶层、集团)的各自利益劫持了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于是，中国近现代的政治体制转型中国家与社会、民族与民族、政府与公民、政党与政党、利益集团与利益集团的矛盾和冲突持续不断，幸运的是，历史有自己的逻辑，正像恩格斯说的，历史发展是一种平行四边形，近现代中国政治体制转型的最终的历史逻辑超越了民族、阶级、阶层、集团各自利益导向的非理性逻辑。第二，近现代中国政治体制转型的历史任务并没有彻底完成，但给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也就是说，从表面上看，1949年以后近现代中国政治体制的五项转型任务几乎都完成了，但形式和外延的完成并不意味着实质和内涵的完成，近现代中国政治体制转型中已经提出但尚未完全解决的一系列问题需要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去思考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去解决。从这个角度看，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两个层面：一是继续完成近现代中国政治体制转型中尚未完成的某些历史任务，二是要完成近现代中国政治体制转型中没有碰到或那时已经出现但还不很重要，而当代中国急需完成的某些新的现实任务。

二、近现代政治体制转型的当代启示

马克思在谈到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和过程时曾经讲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2]了解近现代中国政治体制转型的过程和特点，对于今日中国更好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