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吗?

摘要： “中等收入陷阱”是2006 年世界银行在其《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明确提出的一个概念。中国逼近“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表现为： 经济增长放缓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并存； 贫富分化与腐败严重并存； 过度城市化造成畸形发展与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并存； 就业困难、社会不稳定、金融体系脆弱与我国生产要素市场的不健全有关。不加快改革的进程就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制度质量低、权力缺乏制约及社会流动的僵化是导致中国缺乏抵御利益集团对经济负面作用的制度体系的根源。因此，推进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制约利益集团的制度体系； 改革强势政府，建立强化市场型政府； 深化要素市场改革，让市场机制真正发挥作用。这些措施将有助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关键词： 中等收入陷阱； 利益集团； 制度质量； 社会流动

世界银行近期发布的《中国2030 展望》报告指出，在过去50 年间，只有13 个国家或地区成功地从中等收入经济体晋级为高收入经济体。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认为，目前摆在中国面前的新问题是“中等收入陷阱”，即从中等收入过渡到高收入，比从低收入过渡到中等收入更难。可以说， “十二五”期间，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中国是否逼近“中等收入陷阱”？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源是什么？ 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本文将基于利益集团理论视角探讨这三个问题。

　一、中国逼近“中等收入陷阱”了吗

根据世界银行2010 年8 月定制的最新标准，年人均国民总收入在995 美元及以下的为低收入国家和地区，年人均国民总收入在996—12 195 美元之间的为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而年人均国民收入在12 196 美元及以上的为高收入国家和地区。依据这个标准，在目前世界上的213 个经济体中，低收入国家和地区有40 个，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高达104 个，而高收入国家和地区有69 个。“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在2006 年明确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指的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缓慢，导致经济增长乏力和创新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换言之，一个国家突破人均GDP 1000 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 美元至34 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当人均GDP 达到或超过3000 美元时，即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会集中爆发，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点。“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特征是：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造成畸形发展、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难、社会动荡、金融体系脆弱，等等。这其中的许多特征相互之间具有内在联系，并相互强化。

所谓收入陷阱，是指在一个促进人均收入提高的因素发挥作用之后，由于这个因素具有某种程度的不可持续性，其他制约因素又会将其作用抵消，把人均收入拉回到原来的( 生存) 水平上面( 图1) ，从而达到一种均衡状态。

面对“中等收入陷阱”有三种情况，一是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自拔的国家，如拉美一些国家在20 世纪70 年代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却因为没有处理好经济发展、贫富差距和对外经济关系等问题，而一直陷于低谷。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国在20 世纪70 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到目前为止，这些国家仍然处在人均GDP 3000—5000 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还看不到突破的动力和希望。2002 年，巴西人均GDP 超过3000 美元，城市化率达到82%，但贫困人口同时也占到国民人口总数的34%。一方面国家许多方面已经实现现代化，另一方面广大人民群众不能共享发展的成果。这一两极分化现象严重影响了国家竞争力的提升和社会的稳定。“拉美陷阱”就是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依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有3 /4 以上的国家都属于中等收入经济体，且“滞留”的平均时间长达37 年，“中等收入陷阱”由此得名。拉美国家普遍推行的“进口替代”发展模式在长期实施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规模庞大、效率低下的国有部门和过度的国家保护主义等弊端。二是正在努力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如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 三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如日本、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分别在20 世纪60 年代和70 年代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进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国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对此我们的判断是，中国有逼近“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中国当前经济增长势头趋缓，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些特征已不同程度地显现出来。中国逼近“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表现为：

第一，经济增长放缓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并存。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是一种必然趋势。但是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严重地制约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的升级换代。我国90% 的产品是贴牌生产。目前国内很多文化艺术作品创造力不够，90% 的作品属于模仿和复制。这些年我国在教育、科技方面投资也不少，但是这些投资与预期相比还差得比较远。这其中的重要原因是，我国教育、科技投入主要来自政府。来自政府的投资往往是软预算约束，并且其投资的成本与效率没有人真正关心，这就必然导致投资的低效率。教育、科技投入在任何国家都是存在的，但在投资的多少和投资的方式上是有差别的。因此，我国科技投入体制的问题以及背后的制度因素是需要我们探讨的问题。在《全球竞争力报告( 2010—2011) 》中，中国竞争力指数排在第27 位，但是，这主要得益于中国宏观经济稳定和市场规模等因素，而反映科技水平的因素则大多排位较低。如，金融市场成熟度排在57 位，高等教育与培训排在60 位，而技术准备仅仅排在第78 位。

世界银行2010 年又将其进一步阐述为： 近年来，拉美和中东的许多国家深陷中等收入陷阱，作为商品生产国在面对不断攀升的工资成本时却始终挣扎在大规模和低成本的生产性竞争中，它们不能提升价值链和开拓以知识创新为主的新市场。换言之，拉美国家的教训是，当由低成本适龄劳动力构成的人口红利与由资本匮乏构成的收益率红利逐渐消失之后，以及当本国科技水平显著低于国际平均水平的“追赶效应”耗竭之后，由于本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体制不鼓励个人与企业的创新，以及在教育与科技研发方面创新能力不足，导致该国失去了经济持续增长的引擎。

我国政府在科技、教育领域控制的资源太多，这种分配方式从形式上看是重视教育、科技的，但实际上不利于科技、教育领域的发展和创新。中国在科技、教育上不缺钱、不缺人，而缺少有效的科技、教育体制。行政分配科技资源的结果是导致科技人员、教育者的眼睛不是盯着市场和社会，而是盯着政府，甚至把科技、教育资源的分配变成了设租和寻租的过程。激励机制的扭曲不利于我国科教的创新。因此，发展我国的科技教育，关键是激励机制的设计。中国科协一项调查显示： 科研资金用于项目本身的仅占40%左右，大量科研经费流失在项目之外。以前中国科技投入不足，是制约科技创新的一大瓶颈。如今有钱了，但是有限的钱却没有花在刀刃上。我国近些年所谓的科技项目和工程越来越多( 包括社会科学领域) ，投资的钱也越来越多。这种政府有关部门主导的所谓教育、科技体制是不利于中国的教育和科技发展的。现在我国教育、科技领域的领导和精英们是这种体制的受益者，所以科技、教育领域的行政化、官员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要想分得更多的资源，就必须有一官半职，这种体制不是促进技术进步，而是强化了利益最大化。这种体制不是把教育者、科技者引导到创新上来，而是引导到寻租上来。对这种高投入( 相对以前) 、低产出的教育、科技体制为什么人们能接受？ 这是因为在这些领域的强势集团是受益者，他们只要会搞关系、会攻关，就可以获取较多的资源和利益。这种格局一旦形成路径依赖，改革的难度就会很大。

第二，贫富分化与腐败严重并存。调查显示，2010 年，中国有1000 万人民币流动资产的家庭有54 万，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只有0. 1%。他们的总财富多达2. 68 万亿美元，超过当年全国GDP 的44%，或者是全国财富存量的20%。同年，中国人均GDP 虽然达到4600 美元，但是，全国60% 人口的平均收入却达不到1200 美元，还是处于贫困或温饱的状态。我国的行业收入差距及国企的垄断高收入都加剧了我国的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我国城乡中收入差距、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行业中的收入差距、不同企业所有制之间收入差距都是利益失衡的表现。从表面看，这些是收入分配的问题，但实质上是分配中的利益机制及制度安排问题。更为严重的是，我国贫富分化中“腐败”因素占有相当的比重。贫富分化与腐败往往互相强化。在“中等收入陷阱”中，过大的收入差距或贫富分化是最为突出的特征。如果收入分配恶化达到伤害经济激励和社会稳定的程度，就会阻碍经济增长，使人均收入水平不能继续提高。

收入分配失当与发展停滞有直接的关系。我们以8 个拉美国家( 阿根廷、玻利维亚、智利、巴西、哥伦比亚、墨西哥、秘鲁、委内瑞拉) 和东亚5 个国家和地区( 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 为例，20 世纪50 年代，这两组国家和地区的平均基尼系数基本在同一个水平上，大致是0. 43 和0. 45。以后，拉美国家的收入差距继续扩大，而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差距稳定缩小。按麦迪森的计算，当时拉美这8 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是东亚5 个国家和地区人均收入的两倍，而到了2008 年，拉美这些国家人均收入按同一价格计算，只是东亚的1 /3。

第三，过度城市化造成畸形发展与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并存。为什么一方面出现过度城市化造成畸形发展，另一方面社会公共服务又短缺的矛盾状态呢？ 这与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体制密切相关，与强势政府行为有关。我国的城市化是在房地产市场及土地市场缺乏有效利益制衡机制及制度安排下进行的。自1998 年住房分配货币化以来，中国短时间内在最大范围内形成了一个世界上绝无仅有的“造城运动”，各地水泥森林拔地而起。我国过度城市化现象也比较明显，城市的摩天楼越来越多，城市的表面越来越豪华，城市的建筑寿命越来越短，这些都是过度城市化的表现。我国城市建设偏向于政绩工程及形象工程，缺乏科学的城市规划，尤其是缺乏民众的参与。另一方面与快速的经济发展相比，我国的基础教育、医疗服务、社会秩序等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公共服务的短缺并非缺钱，而是缺乏一套形成有效公共服务的制度体系。

第四，就业困难、社会不稳定、金融体系脆弱与我国生产要素市场的不健全有关。生产要素市场改革的滞后加大了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这主要体现在资本市场、土地市场及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滞后。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及市场化的推进，许多要素( 土地、资产、自然资源等)不断变现、增值、升值，但这些好处在我国现行制度下其流向和结构出现了偏差，并没有惠及更多人，而是大量地集中到少数利益集团手中。我国的要素市场是在缺乏市场“基因”下发展起来的，受利益集团的影响和行政驱动，弱化了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基本功能，而在一些方面成为少数利益集团的“寻租场”，这将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最大问题。我国金融体系的脆弱并不仅仅是技术和管理层面的，而且包括制度层面的。由于我国生产要素市场化程度比较低，政府的控制和干预比较多，这就为利益集团借机“绑架”国家提供了条件。如由于我国银行的国有性质，于是商业银行借助国家信用无限扩张。一些房地产市场炒作者用银行的钱把房价炒高，侵害与掠夺他人的利益。还有我们的高铁建设中出现的问题还是由政府出面来买单，少数利益集团从中得到了大量的好处，而纳税人最终为此买单。市场经济体系下的软预算约束比计划经济体系的软预算约束的后果还要可怕，损失更大。

对于全球化影响的研究显示，富裕国家劳动者具有更高技术和技能，在全球化调整中管理性岗位增加更快，而贫穷国家虽然不具备这种技能，却能增加非熟练就业岗位，而处于中间的国家则两类劳动力优势都不甚明显。进入中等收入以后，如果没有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人力资本的增加，就业也会越来越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