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中国的几种框架和现代化在中国的脚步（5）

现代社会的第三个行为准则是公德心。我刚才说了，法律永远不可能完备，所以我们需要公德心来无缝对接。传统社会也有公德心，但是传统社会的公德心的适用范围很小。新闻上总有消息，说一辆大卡车抛锚了，货物被周围的农民抢光了。在农民的意识里头，在村子里你是不能偷盗的，村里因此可以做到夜不闭户，但是到了生人社会就不一样了，哄抢这种不道德的行为不在他的道德考量范围之内。我特别不喜欢开车乱窜的司机，他们把车窗一摇起来，就觉得周围都是生人了，就不用管了，就横冲直闯乱开。但我相信，这些人回到家里一定是好父亲，回到母亲那里一定是好儿子，回到朋友圈子可以两肋插刀。他们能接受的公德心只是对少数人的。

现代社会之所以需要公德心是因为理性，最终你会发现，不守规矩的结果是谁也赚不到便宜。上世纪90年代末的北京比现在还堵，虽然那时候车少，但是非常拥堵，为什么呢?那时候马路当中没有铁栅栏，所以这个方向的车走不动了，就有车逆行，然后把对面的车都堵死了。所以，北京，还有全国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在路中间立上铁栅栏，我们的钢材需求量大，这也是原因之一。

我前一段到杭州，发现那里的交通秩序非常好。汽车可以在一个方向上排老长的队，但绝对没人逆行;在斑马线上所有的车只要看到有人站在斑马线上马上就停下来。为什么杭州做得好呢?因为杭州罚得狠，到处装上探头，抓住一个可不是罚几百块，而是罚几千块，这样大家都老实了。

以现代化的框架理解当代中国

有了上面简单的分析框架，我们就可以回过头来理解当代中国的一系列问题。

先说威权体制。“威权体制+市场经济”能不能作为中国模式一直存在下去?可能有人会说，你看新加坡不是做得很好吗?新加坡在短短的半个世纪里从一个极度贫困的国家发展到了世界上数一数二富有的国家，人均收入超过美国。这是一个奇迹。但是，我个人认为新加坡模式不适用于中国，因为新加坡是弹丸之地，人口、面积大概都比不上北京的海淀区。我们试想一下，海淀区如果独立出来变成一个国家的话，恐怕也会很快变得非常富裕吧?问题的根源是，威权体制不适合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古代社会非常简单，皇帝不需要做很多的事情，只要能够抵御外敌，提供简单的公共物品，如防洪救灾，就可以了。在今天这个复杂的社会里，让少数人来管理国家变得非常困难，因为他们不可能掌握所有的信息。

大家可能知道，在上个世纪30年代有一个著名的社会主义大辩论，正方是奥斯卡·兰格，反方是哈耶克等人。最终哈耶克在辩论中失败了，主要原因是当时苏联发展非常快。哈耶克在辩论失败之后写了一本书，叫做《通往奴役之路》，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计划者没办法解决信息问题：他不可能知道千千万万的消费者需要什么，不可能知道千千万万的生产者需要生产什么。最后，要获得足够的信息去实现社会主义计划，就最终会变成一个警察国家，走向奴役之路。

如果大家学习过高级微观经济学的话，就知道在三个条件下——匿名性、对称性、正向回应——唯一产生集体决策的原则就是多数原则。后面一个条件比较技术性，前两个条件是现代社会秉持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就是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所以，如果我们想反映所有人的利益，把每个人的利益同等对待的话，唯一合理的原则就是多数原则，也就是民主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