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中国的几种框架和现代化在中国的脚步（8）

现代社会的道德体系的建立，还是需要一定的权威的。就像我前面举的杭州的例子，法律惩罚可以让人们养成好的习惯。中国在20世纪的上半叶完全是战乱，建国之后搞计划经济，那时候是有教化的，但方式是通过组织压下来，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就马上被冲垮了。

有人因此说，市场化是造成道德滑坡的主要原因。我不这么认为，其实市场化反倒是让你容易建立起来生人之间的道德规范。比如，上海的商业化程度高于北京，因此，上海人也许没有北京人热情，但相互之间的交往却更理性。

中国未来的路在哪里呢?我觉得大概也只有两条路可走，一个是更多的民主化，另一个是给予法律更多的权威。民主让人学会宽容。我刚刚说了，民主的核心是妥协，民主不是你死我活，一定要把你打倒，而是你好我好大家好。有了妥协之后大家才知道，别人还有自己的私人空间，我也得尊重别人的私人空间，这样，公德心、公民意识才会建立起来。

当然，民主最大的好处是对政府有了一个更硬的约束。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现代政府治理体系。这里最重要的是约束政府。有人说，约束政府就是要改变官员的评价体系，让他们不要唯GDP是论。为此有人提出，能否不统计GDP了。但是，不统计GDP，官员又会去竞争别的东西，比如税收。我们经济学家都知道多任务理论，即如果存在很多任务的话，代理人肯定会关注容易度量的那个任务。GDP、税收比其他任务更容易度量，官员们因此更看重它们。

要解决监督政府的问题，只能依靠民众的民主参与。比如，上海的磁浮列车本来计划应该从浦东机场延伸到虹桥机场，结果虹桥附近的民众抗议，就没有修成。民众追求的不仅仅是GDP，也不是一个城市的什么名片、形象，他要实惠的东西，这样就对政府形成硬的约束。

第二要给法律权威。我们总是说要建立法治，但法治不是空洞的东西，落到实处，就必须建立法律的权威。当然这首先要求政府尊重法律，但同时也要求执法者像一个法律的代表，要求老百姓对法律有足够的尊重。实际上两者做得都不充分。前一段网上有一段视频，一个东北人在三亚的一个停车场里倒车的时候撞到石头上了，他就去找停车场的人理论，结果起了争执。旁边一位警察过来调解，结果东北人跟警察打起来了，警察就把执勤队叫来，把他按倒在地上打了一顿。网络、报纸和电视上的评论一边倒地指责警察，人人义愤填膺。警察打人不对，但是，东北人是否给予了法律足够的尊重呢?如果换在美国，大家知道他的下场会是什么吗?恐怕他的性命当场不保。不要误解我：我们当然要反对警察滥用权力，但是，如果公民都不尊重法律的权威，我们如何能够建立法治社会呢?

现代化进程不仅仅需要政府的改变，也需要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改变。我们能不能接受一套新的行为方式，既用它来约束政府，也用它来约束我们自己?如果我们的行为方式还是那种古代的、以情感为基础的熟人社会法则，我们就无法约束政府，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和法治。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姚洋，本文系作者于11月27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所做的演讲整理而成，经作者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