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中国的几种框架和现代化在中国的脚步（7）

但是，在推进现代化的同时，我们国家还是一个传统社会，是传统和现代交织在一起的社会。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理解城管是怎么回事情。上世纪90年代末之前没有城管，出现城管完全是因为我们现代化的脚步太快造成的。大家对比一下和中国同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就会发现，他们的城市比中国的城市要脏乱差得多，不说印度，因为印度比我们的收入水平现在低得多，你即使去泰国看一看，城市面貌也大不如中国。相对而言，中国的城市化是一种非常干净的城市化。这就是对现代化的追求，对超现代化的追求，脚步跑得太快了。可是中国还有一半的人生活在农村，农民要谋生，要到城里来摆摊，摆到马路上，城管去管就发生冲突。从情感出发，我们对城管的粗暴行为不满，但是，如果没有城管会是什么样呢?上世纪90年代没有城管，到晚上小摊就直接摆到马路中央了，那时车少，还没有问题，但今天显然就不行了。

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矛盾，还表现在其他方面，比如我们的城市建设，一方面追求超现代化的雄伟，另一方面又保留了古代社会的仪式性。古代社会的建筑不只是建筑，而且还是纪念碑，我们现在的许多建筑都带有树碑立传的意思。最典型的就是首都机场的T3航站楼。从天空上看，它非常漂亮，像一只火红的凤凰，但是在地面上，它把人流集中起来，造成人为的拥堵，而且内部空间巨大，不仅浪费惊人，而且让你感觉很渺小。这也体现了北京和上海的不同，上海要理性得多。新天地的改造很成功，但我最喜欢的是田子坊的改造。它是陈逸飞生前带动起来的一片艺术社区，后来经黄永玉设计，进行改造。改造之后，它让我想起纽约的格林尼治村，建筑尺度适中，适合人的生活，楼下商业，楼上仍然住人，很有生活气息。这是一种理性的表现。现代化不是铺张浪费，而是对人的尊重。

第三个问题是中国人的道德前景。我不认为我们的道德水平江河日下。我刚才说了，我们现在多数民众持有的道德观是一个熟人社会的道德观，是一个只适用于周围的人的道德观，而不是一个适用于生人社会的道德观。我们的问题是，我们还没有学会一个生人社会的道德观。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我觉得过去一百多年中国缺失了一部分东西，就是在我们现代化进程里缺了一环，即民众的教化过程。我说这句话的时候，自己都感觉需要一点儿勇气，因为在今天说民众需要教化，马上就会有人质疑，谁来教化我?我们已经发生了一场自发的民主化进程，每个人都接受了所谓的个体价值的观念，不认为存在高出自己的教化者。但是，后发国家都经历过教化的过程。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花了很长时间开办国民教育，在它统治台湾和韩国的时候也把这一套带去了，当然目的是同化这两地的民众。上世纪70年代，韩国开展了新村运动。朴正熙1964年写了一本书《我们的国家》，是他政变之后的施政纲领。他说了很多，我现在能记住的就是他对朝鲜民族的紧迫感。他说，我们的民族被人家殖民这么多年，人民都变得猥琐、卑微、不思进取，我们要把我们的国民变得自立、自强、思进取。新村运动就是一个开头。新村运动一开始就像我们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一样，主要是为农村提供基础设施，到后期则主要是提高民众的素质，最后还扩展到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