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问责与纠错机制：内涵、必要性与瓶颈（4）

建立决策问责制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之一。建立决策问责制不仅基于决策本身的重要性，从改革的角度看，也是政府职能根本转变的保证。2008年2月27日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对行政体制改革总体目标的设计是：“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通过改革，实现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转变，实现政府组织机构及人员编制向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根本转变，实现行政运行机制和政府管理方式向规范有序、公开透明、便民高效的根本转变，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必须划清其与市场的界限，将职能重心转变到公共政策供给而非事事干预，决策问责恰恰是提高政府公共政策供给质量的必由之路。

建立决策问责制的瓶颈

如前所述，决策问责制的建立有着特殊的困难，这些困难有的与决策实体制度和程序制度不健全、不完善有关，有的与决策本身的特点有关。那么，决策本身有何特点，而这些特点又如何成为建立决策问责制的障碍呢？

决策过程中人的认识的不统一性。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决策是决策者对如何解决公共问题的一种认识。由于独一无二的思维定势、知识结构和利益背景，不同决策者之间关于如何解决问题的认识常常是不统一的，甚至是尖锐对立、难以折中的。因此，如果有人激烈反对某项决策，甚至认为该决策纯粹是私利或者党派利益的产物，并动议启动决策问责程序，这种动议很难获得支持。因为，围绕决策产生的各种争论仅仅是认识和观点的不同，在许多时候并无私利和党派背景，而认识和观点的不同在决策过程中是普遍的、允许的，甚至是有益的。

决策过程中人的主观过错难以认定。决策问责归根结底是对决策者的问责，但在对决策者进行问责时，是否要考量主观过错，还是只考量决策失误造成的直接损害、物质损害？从我国现行的一些法律规定看，有些法律责任的承担需考量当事人的主观过错。例如，《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八条、《国家赔偿法》第十六条在规定“行政追偿”责任时，都规定了当事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主观过错。在决策过程中，“故意”是指决策者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甚至必然导致决策失误，但仍实施这种行为；“过失”是指决策者对决策可能造成的损害性后果未尽到充分的注意义务。但是，决策毕竟是人脑的活动，人脑的活动天然带有主观性。因此，行政领导人在决策中的强硬固执、自以为是、听不进别人意见等行为，存在多种解释，可能是主观故意，可能是坚持原则，也可能是认识局限使然，因此很难认定其主观过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