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问责与纠错机制：内涵、必要性与瓶颈（5）

集体决策难以追究个人责任。我国行政机关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和民主集中制等工作制度。按照行政首长负责制，行政首长对集体讨论中的不同意见有最后的决定权。但是，行政首长负责制不能理解为行政首长专权制，因为，按照民主集中制，行政机关包括决策在内的各项工作，尤其是重要工作和重大问题不能由行政首长一人说了算，要经会议进行集体讨论决定。按照民主集中制，如果决策议题最终进入到行政机关的会议并进行集体讨论和表决，决策就承载了集体的意见，成为集体大脑的产物，决策失误的责任将变得模糊不清。在集体决策制度下，即使依据行政首长负责制追究行政首长的决策失误责任，行政首长具体承担多大的责任以及如何承担责任等问题都难以确定。如果没有科学、合理的决策问责制，一些行政首长可能会顾忌决策问责而“当决不决”，降低决策效率，贻误决策时机。

决策效果短时期内无法显现。决策问责的前提之一是决策存在失误，但决策是否失误，有许多在短时期内是无法显现、无法判断的。有些决策从短期看可能存在某些消极结果，但从长远看却有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例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短时期内可能使经济发展速度放慢，GDP增幅降低，但从长远看，却可以提高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相反，有些决策短时期内即可显现明显效果，但从长远看，却可能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消极作用。由于许多决策短时期内无法判断正误，即使这些决策在制定和实施之初就遭到激烈反对甚至强烈抵制，但因缺少决策失误的确实证据，决策问责程序也很难启动。

建立决策问责制的思路与路径

建立决策问责制的总体思路。建立决策问责制的总体思路是将决策问责纳入法治轨道，实现决策问责法治化，避免出现政治迫害和政治专横。决策问责法治化是指通过良法和良法的严格执行，保证决策问责的公平、公正和广泛的社会参与，使决策问责真正成为行政机关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约束力量以及社会文明进步和可持续发展的促进力量。据此，决策问责法治化有以下三方面的基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