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没了，还是挨打，没盼头了。”武文英在鹿邑县法庭里哭着说，26日下午，她走进了贾滩乡派出所自首，打破了全村维护的沉默。
自首当天，她被警方以“涉嫌故意杀人”刑事拘留。
“我感到对不起孩子。”武文英的法律援助律师孙艳丽说，2013年10月末的一次会见，武文英不断地重复这句话。
庭审前，武文英见到了小儿子和小女儿，她跪在他们身边哭着。“能不能等我拉扯大两个小的再来坐牢？我一辈子都不出去，偿还两个大儿子。”
11月20日，鹿邑县法院刑事审判庭里，听着起诉书指控的事实经过、证人证言，武文英没任何异议。
“我全都认罪，我对不起两个儿。”这个没上过学、勉强会写自己名字的农妇，哭着不停点头。
法官手里还有一份5页纸的联名求情信，盖着方庄行政村(赫庄村上属村庄)的红章，方庄村书记王洪涛说，这代表着3000名村民。
案子没当庭宣判，戴着手铐的武文英回到看守所，等待判决结果。
坟
高松中捡起地头秸秆堆在坟头，稍稍高出一拃长的冬小麦麦苗，这才看出来是个坟。
村民们记得，武文英自首前，独自跑到儿子坟上哭了一个多钟头。
两个孩子的坟，是高松中立的。
孩子死的当天，赶回家的高松中也哭了，“埋了吧”，他在自家麦地里挖个坑。
没有棺材，兄弟俩被放在睡觉用的木板上，穿着那身脏衣服。高松中准备就这么简单下葬时，被武文英拦住。
她坚持买来寿衣还有新被子，在床板上铺层海绵，两层被子，还有轻易尿不透的油纸，她把质地舒软的丝绵被子贴身盖在儿子身上，又盖上一层被。
那是2012年2月10日深夜11点多，高松中用铁锹挖出一米多深的坑，木板上的哥俩还保持着蜷缩的姿势，面对面地侧躺着，拳头握在胸前，高松中填着土，心生惧怕，可怕啥，他说不清。
2012年12月28日，武文英自首后第二天，高松中挖出双胞胎儿子的尸体，“肉还是成块的，只是脸没了模样。”
尸检后，哥俩又被埋回原来的坑，可没太多回填的土了，高松中捡起地头秸秆堆在坟头，稍稍高出一拃长的冬小麦麦苗，这才看出来是个坟。
2013年8月27日，高松中被鹿邑县公安局“涉嫌帮助毁灭证据罪”取保候审。
2013年11月，又是满地油绿的麦苗，村民们说，哥俩的坟像嵌在麦地里的一块疤。
高松中不止一次梦见两个儿子，他们飞起来了，张着嘴巴说着什么，但他什么也听不清。
毒杀亲子请为我们的冷漠付费
所谓悲剧，就是把最美好的事物毁灭给人看。对于一个家徒四壁的农村贫困家庭而言，如果没有制度性的救济，养活一对脑瘫的双胞胎儿子几乎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没有救助机制，而是救助机制根本没有发挥应有的价值。政府实施保障性项目，本意就是为了救治贫困残疾儿童，而真正需要得到救治的人却偏偏没有得到救治，那么，这种保障性项目究竟起到什么作用？而当地政府的不作为，令人无法容忍，这是保障项目成为摆设的原因之一。
空谈法律与道德，往往是苍白和残忍的。对于双胞胎脑瘫兄弟死亡事件，村里都一致保持了沉默，而在武文英投案自首后，3000多名村民又集体递交了一份联名求情信。在情与法之间，村民们用一种最朴素的方式做出了选择，这并非因为他们不懂法，而是因为他们相信，法律之上还有道义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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