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最好的母亲”变成“最坏的母亲”的社会之痛（6）

慈母毒杀脑瘫儿是社会之痛

一个慈母变成杀人犯，固然有其法律意识淡漠因素，但直接原因，还在于政府未尽到救助责任。作为一个被媒体三次报道的“知名家庭”，本该赢得更多社会帮助和政府关爱。然而，当地政府除了给他们办理了“每月60元的低保”，便再无别的帮助。宣传爱是为了播洒爱，而不是对爱心取乐消解，给一座城市贴金。面对父母的数度求助视而不见，面对两个残疾人“不了解详情”，生孩子罚款倒是无比积极，如此没有一点温度的冷漠，无疑是将他们往绝路上逼，浇灭了他们最后的生存希望。

父母毒杀脑瘫儿案例并非个案，近年来时有耳闻。比如江苏农妇捂死20岁脑瘫女；深圳母亲抱两岁脑瘫儿跳湖……而杀死智障儿、棒杀精神病儿等悲剧也是常见。这类家庭悲剧，折射出的是数百万家庭的共同困境：除了经济窘迫，更有心灵难以承受之重。对这样的困境，我们需要的是理解和宽容。而如何惩罚，自有法律主持公平正义。一个人如果不容分说地爬上道德制高点指手画脚，自我扮演道德打手角色，这种冷漠虚伪的低劣情感，本身就缺少温度。

毒杀脑瘫儿之痛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更是全社会的，因此，止痛需要举全社会之力，不仅要完善救助制度，解决他们的经济窘境，还要为他们的医疗、康复训练提供支持，甚至可以考虑建立如弃婴岛那样的集中收治模式，让家庭感受社会的温暖。而如何避免或减少缺陷病儿的出生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命题。

据卫生部发布的《中国出生缺陷防治报告(2012)》称，我国每年1600万新生儿中大约有90万带有出生缺陷。而医学早已证明，脑瘫是可以通过婚检或产检检测出并及时控制的。但从全国范围看，我国婚检率一直在低水平徘徊。即便2011年达到了41%，也远远低于城市95%、农村85%的目标。很大程度上，婚检、孕检、产前筛查这三个环节的失守，是导致全国诞生出500多万不幸家庭的重要原因。随着“单独二胎”政策的即将放开，更多孩子将来到人世。如果缺陷儿源头问题不解决，潘多拉盒子就随时打开着。当一个家庭孱弱的肩膀难以承受双重痛苦的挤压，这样的悲剧就无法避免。

【启示与思考】

“毒杀亲子”是一出人伦悲剧，但更是一起社会悲剧。对这个已经陷入绝境的家庭来说，向社会和政府救助，几乎是他们唯一的出路，但是即便他们的故事三次获得媒体的报道，最终也没有走进当地部分相关部门的救助体系之内，最终屡屡错过了由政府主导的救助机会。

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国家一些救助信息，帮扶政策根本传达不到村里，传达不到需要救助者的耳朵里，而这些弱势群体，困难家庭的基本信息，也同样传达不到县乡各级政府部门的“耳朵里”，于是在苦苦煎熬了20年之后，“毒杀亲子”的人伦悲剧发生了，曾经“最好的母亲”也成了现在法庭上“最坏的母亲”。这种信息的堵塞，能说当地政府和干部一点责任没有吗？

再者，在媒体多次报道之后，武文英家虽然也收到过好心人送来的生活用品以及镇政府送来的轮椅和500元慰问金，但这显然不足以帮助这个家庭脱离自生自灭的困境。武文英，这个勉强能写自己名字的农村妇女，以及他的脑瘫孩子们，在近乎“原子化”的生存状态中无依无靠，能生存20年已堪称生命的奇迹。他们的乡邻未必没有同情或帮助过他们，但是在青壮劳力都出外打工的农村，恐怕家家都有难念的经。在社会转型期中的农村，通常是既找不到家族血亲的支持，也找不到社区组织的援助，不少人像武文英一样自顾不暇又不堪一击。

武文英的家庭悲剧，深刻地暴露了当地农村社会治理的涣散，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的恶劣生存状态。从城市到农村，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都呈现出递减的趋势，越是急需救助的人越是求助无门。与其说武文英制造的悲剧是人性的悲哀和道德的沦丧，还不如说这是社会保障和救助在农村底层的尴尬。因为不堪生活重负，无论是母亲杀病子还是儿子杀病母都已经屡有报道，在为当事人的命运叹息之余我们还应做些什么？

对此，不仅政府要承担起责任，积极改进目前的救助体制，消除救助盲区，提高救助效率。同时，也应让各类公益组织充分发育，为它们提供资金、政策等各种支持，弥补政府空白。如此，才不会让母亲毒杀亲儿的悲剧再次发生。如今的中国不缺钱，也不缺爱心，缺的是救助的政策支持和效率，缺的是公益、慈善等社会救济事业的发达。社会救济有力，人们就不会感到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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