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教育体育局是摊派彩票任务的始作俑者,而且在这次事件中属于被举报和被调查的对象,而山阳县对该事件的调查组却是县监察局和县教育体育局组成的。被举报的单位,居然成为调查被举报问题的成员之一,这等于让教育体育局自己去调查自己的问题,调查组本身就先天不足,如何行使调查职能,又如何让公众认可调查结论?这样的安排显然缺乏常识,反而使问题越来越复杂化。
其实在这起事件中,最应该搞明白的是,首先应该调查清楚的,是谁给学校和教师摊派了彩票任务,而不是由教育体育局说了算。教育体育局说彩票是用爱心人士的捐款集体购买,那不妨说清楚,是哪些爱心人士捐款购买的,这些爱心人士是否就是学校的教师?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教育体育局就存在说谎的嫌疑。更何况这个结论,是教育体育局给出的,根本就不足以采信。而按照最新的调查结论,学校使用5万元捐赠资金购买体育彩票属违规行为,调查组责令收回用5万元捐赠资金购买的体育彩票,5万元费用由学校“班子”成员共同承担。这说明学校确实有购买体育彩票任务,如果不是被摊派任务之压力,学校怎么会把爱心人士捐赠的有限资金,用来购买体育彩票呢?这问题又回到是谁给学校和教师摊派了彩票任务这个关键点。
总而言之,山阳县摊派体育彩票事件,情节不可能有多么复杂,也不难查清楚。但是,经过数天调查拿出来的结论,却不伦不类,根本就经不起推敲,或者说根本没有调查。否则,总不至于是谁给学校和教师摊派彩票任务,或有没有摊派也说不清楚吧?这到底是说不清楚这个问题,还是根本就不想调查又不想说清楚,纯粹是忽悠呢?
“教师被摊派彩票”是行政化干预作祟
且不说处置的结果是否妥帖,但让涉事者自己调查自己,这听起来都似乎是不可能的笑话。也正因如此,人们有理由怀疑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一边是学校和教师的有口难言,一边是行政部门的矢口否认并涉嫌“栽赃”,其背后隐藏着一只看不见的“行政化之手”作祟,学校不能不在事前乖乖就范,事后还得背负骂名甚至承担责任。只不过,同样由于行政之手的荫庇,尽管犯下“履职不到位、监管不力、违反财政纪律”等“数罪”,但一并惩罚起来却只是蜻蜓点水,仅以“行政警告”了事。这背后,是否另有难言之隐呢?
长期以来,教育管办评一体,学校成了行政的附属,办学自主权弱化,事事仰上级鼻息,即使是违反法纪的事也在所不惜。这其中,校长们更多的是无奈。
这次教师被摊派买彩票就是一个缩影。山阳县有关部门有发展农村体育的任务,需购买体育器材,那么银子从哪里来?理论上,在政府财力不济的条件下,可从体育彩票中得到,可体育彩票总得有人愿意买才行。于是乎,行政部门就借着威力,把歪点子动在了学校身上,只不过不是明文下达——那太弱智——而是采取口头号召的方式。而学校作为其下级部门,在财权事权都在人家手里握着的现实背景下,岂敢有违抗之胆?于是就有了学校摊派给老师一事的发生。所幸的是,这事也就到此为止了,如果有教师扛不住经济压力,再摊派给学生呢?那时候举报的恐怕就还会有学生家长。如此这般的“蝴蝶效应”,教育大环境想不坏都难。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深化综合教育改革,其中教育去行政化、建立新型政校关系及现代学校制度,将是一场攻坚战。这首先要求政府及行政部门破除行政化管理思维,为学校创造自主办学的环境和条件;其次,学校还要建起一套学校自主,教师、学生、家长及社会多方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落实民主监督,把权力关进笼子,让公权在阳光下运行。
山阳县这起事件警示人们,教育去行政化的改革是多么紧迫和必要。尽管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山阳县教育行政部门已做出解释,并给出处分,但显然也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治标之举;而要想从根本上杜绝此类问题的发生,避免学校乃至教育被行政化干预绑架,赋予学校办学自主权,教师、学生、家长及社会的参与权监督权才是根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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