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重温毛泽东"我们决不当李自成"（6）

1634年（崇祯七年）初，广鹿岛明守将尚可喜降后金。7月，金兵攻克保安，沿边众城堡失守。京师戒严。8月，李自成被官军困于汉中府兴安州车箱峡。适逢大雨，弓枪生锈，战马死亡过半。“自成大窘，乃自缚乞降”[42]，向五省总督陈奇瑜表示愿接受安抚。陈奇瑜请示并经崇祯批准后接受李自成的请求。特许李自成撤离至安全地带，各给免死牌，供其粮草，对愿意返乡的，要求地方政府沿途不得袭击。在陈奇瑜的安排下，农民军各部成建制地安然走出天险道，一路有士兵护送，供其酒饮，易马而乘，抵足而眠，盔甲都换上了新的，补上丢失的弓箭[43]，农民军不仅脱离的全军覆灭的险境，而且还得到完全的休息。但李自成行至宝鸡后遂而反约，杀遣送官参将柳国铭等50余人，各部农民军尽缚安抚官员，或杀头、或割耳，或杖责，或缚而掷于道旁。随后进攻宝鸡、麟游等七县城[44]。崇祯无奈在辽东事起的情况下，急调河南官兵进入潼、华，湖广官兵进入商、洛，四川官兵经由兴、汉，山西官兵出蒲州、韩城，合力围剿农民起义大军。即使如此，崇祯也没有完全放弃对农民军招抚的政策，要求各部“分别剿抚”[45]。由此可看出当时崇祯——若比较三百年后同期的蒋介石在“皖南事变”[46]中对待中共的立场——与农民义军建立统一战线的愿望是真诚的。

11月，崇祯下令逮捕安抚失败的陈奇瑜。主张力剿农民军的洪承畴总督山陕川湖河南军务，仍兼三边总督，令河南、湖广、四川、山西兵马入陕力剿农民军。农民军避实捣虚分兵突出陕西，一分为三：一路由陕西上平阳、入山西；一路由武关向襄阳，进入湖广；一路由卢氏东向进入河南。以后其他二路也陆续由山西、湖广进入河南[47]。“数十万大军会集于河南，其声势之大已非昔日渑池渡时可比了。”[48]崇祯不得不将山海关宁远一线的劲旅调到关内，由此造成关外失守。

就在崇祯调洪承畴、卢向升大军在中原堵截农民军的时候，1636年（崇祯九年）6月底，北方清军突破长城要塞喜峰口，迫使北京于7月3日宣布戒严。清兵铁骑攻至皇陵所在地天寿山，进抵昌平，其前锋已达西山，明朝兵部急调山东总兵刘泽清、山西总兵王忠等入援京师；同时朝廷还得与农民军作战。7月中旬，高迎祥军被围困于陕西周至黑水峪，高迎祥被俘杀。此事导致农民军纷纷向官军投降，再次请求朝庭赦免。

1638年正月，张献忠、刘国能等求抚。尽管杨嗣昌反对，崇祯仍坚持“不可尽杀”，要求兵部尚书衔兼右副都御史熊文灿、监军刘元斌“剿抚并用”，这“事实上已默许熊文灿、刘元斌大胆招抚”[49]。崇祯的宽待使接受招抚的张献忠仍能保持着自主性：张献忠仍可以掌握着自己的军队，不接受整编，其驻地谷城（湖北襄阳西）及罗汝才驻地房山、竹溪一带反成了张罗二部的独立王国，以至谷城知县阮之钿哀叹无土可守，无民可牧，无赋可征。南京兵部尚书范景文更是极言：“献忠之降难信”。崇祯为了抗清大局对这些置疑“一概置之不理”[50]。相反，为了说服大臣们，崇祯于当年5月初给大臣出了一道如何解决“剿兵难撤，敌虏生心”两难问题的策论，要求“卿等忠能体国，才足匡时，其悉心以对”[51]。

然而，就在李自成等农民军在在渭南潼关南原遭遇孙传庭的埋伏后转入陕南商洛山中陷于绝境时，皇太极率清兵于1638年9月分两路迅速突破明军长城防线，大举入关南下。1639年（崇祯十二年）正月攻陷济南，3月，由青山口出长城北归。此次清军深入2000余里，半年时间攻占70余城。崇祯不得不再次抽调大军支援。张献忠乘关内防务空虚再次反叛并与李自成会合重新向朝廷发起攻击；清人则在关外屯积重兵，准备坐收渔利，黑白通吃。

1643年（崇祯十六年）李自成在襄阳建立政权，自称“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同年9月，在河南汝州歼灭明陕西总督、七省督师孙传庭的主力，10月，破潼关、孙传庭阵亡，旋乘胜进占西安。1644年正月，建立大顺政权，定都长安，年号永昌；同年3月18日，攻克北京，推翻明王朝。4月，多尔衮率八旗军与明总兵吴三桂合兵，在山海关内外击败李自成。6月，李自成渡黄河败归西安。1645年（顺治二年）正月清军破潼关，李自成经襄阳入湖北；3月底，进入武昌，后被清军击败弃城而逃；4月底，在距江西九江40里处被清军攻入老营，刘宗敏被俘杀害、宋献策投降、牛金星不告而别，李自成逃至湖北通山县，9月亡命于九宫山。就这样，崇祯和李自成在拉锯式的反复火并中最终双双倒在清人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