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重温毛泽东"我们决不当李自成"（4）

1637年（崇祯十年）杨嗣昌在《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用“星星之火”来描述方兴未艾的农动起义，称当时的破产农民“逃溃转多，饥馑荐臻，胁从弥众，星星之火，至今十九年。分之一股，各称十数万；合之股股，不啻百余万。而黄河以南，大江以北，东连庐、凤，西尽汉、延，幅员数千里之间，一任往来飘忽，生灵百亿万之命，尽遭屠戮伤残”[12]。此前8年即1629年，明陕西户部侍郎南居益上疏中用“燎原之势”形容农民运动对明王朝将产生的冲击，称“九边要害，半在关中”，“皆缘饥军数数鼓噪城中，亡命之徒，揭竿相向，数载以来，养成燎原之势”[13]。有比较意义的是，1930年初，毛泽东为批判当时在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时党内的悲观情绪，著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预言中国革命“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14]。

“历史上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15]，但历史鲜有相距三百年后连文献用语都如此吻合的时段。大概是由于这两段历史所展现的惊人的相似特点，清朝以来多有政治家加入明史研究行列：治史者证其真伪，治国者察其兴衰[16]。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注意研究明史。1933年蒋介石为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解释道：“亡明覆辙，殷鉴不远。”[17]他不仅要求儿子蒋经国读明史[18]，亦要求软禁中的张学良读明史[19]。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要求高级干部学习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20]。郭沫若在文章开篇处说：

甲申年总不失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年。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崩溃了，而由于种种的错误却不幸换来了清朝的入主，人民的血泪更潸流了二百六十余年。这无论怎样说也是值得我们回味的事。[21]

郭沫若说得一点没错，即使在他这篇文章发表60多年后的今天，明末甲申年，对任何一个有民族使命感的人来说，都是不能释怀的年份。

二、毛泽东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22]17世纪40年代的明朝末年和20世纪同年代的中国历史所展现出的相似的历史逻辑，由于历史剧幕的主角群体不同，演绎出的却完全是不同的结果：毛泽东没有成为李自成，蒋介石也没有成为崇祯；日本人更没有也不可能在中国续接清祚。1945年8月15日，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蒋介石被赶到台湾岛。由此后推约三百年即

1644年4月25日（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崇祯帝自缢于煤山（景山）寿皇亭；1645年9月，李自成率部到达湖北通城，遇难于九宫山[23]。

重温明末甲申年前后的人和事，我们不难发现促成20世纪中国避免重蹈“亡明覆辙”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是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震惊中外的“双十二事变”，以及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迅速抓住这个“时局转换的枢纽”[24]、作出了与蒋介石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英明决策。事实上，毛泽东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建立统一战线的认识早在日本打入东三省之日就形成了。毛泽东说：“到了日本侵略者打入东三省以后，中国共产党就在1933年，向一切进攻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国民党军队提议：在停止进攻、给予人民以自由权利和武装人民这样三个条件之下，订立停战协定，以便一致抗日。但是国民党当局拒绝这个提议。”[25]1936年12月12日，为了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的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的杨虎城在西安华清池发动“兵谏”，扣留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史称“西安事变”。在中共中央的主导和周恩来同志的推动下，事变最终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第二次国共合作及全面抗战的局面由此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