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创新思考 （2）

城镇住房政策创新,破解农民工进城安居难题。以“住有所居”为目标,构建廉租房、公租房、经济适用房、两限商品房(限套型、限房价)等多层次的住房保障房体系。根据城镇化进程调控土地供应和房产开发速度,保障商品房供应。针对各类房地产的不同属性,运用地价、税收、金融等经济杠杆进行综合调控,形成房地产市场的长效调控机制。

创新成本分摊机制,破解农民工市民化巨额成本消化难题。按照城镇化正常发展态势,从现在到2020年:全国每年大约有2000万农民工及家庭成员转变为市民,每人的市民化成本约10万元,每年则需投入20000亿元;重庆每年常态化的市民化人口约50万人,考虑物价变动的累积性因素,每人的市民化成本约8万元,每年则需投入400亿元。这样巨额的成本只有通过构建多方联动的多元主体分摊机制,才能有效化解地方政府财力独木难支困局。一是中央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承担约1/4,主要用于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保障配套补助和基础教育支出。二是地方政府承担约1/4,主要用于农民工市民化的各项城市基础设施和管理服务、教育与就业培训、创业扶持和公租房基建配套等。三是企业承担部分社会责任分担1/4,主要用于农民工市民化中的养老、医疗、住房等配套投入。四是农民工个人和家庭作为市民化的直接受益者约分担1/4,主要用于缴纳自身就业培训、社会保障缴费、住房等费用。

公民融合政策创新,破解农民工融入城市难题。围绕权利公平和机会均等制定社会融合战略和创新公民融合政策,保障农民工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从身份认同、职业认同、组织与管理认同和社区认同等方面全面提升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在城镇社会中的主体地位。

农民工市民化的空间载体创新,促进人口合理集聚。农民工市民化的空间载体理应选择数量众多、规模成长潜力大的县城和中心镇,一是这些城镇对农民工吸纳潜力大且市民化成本较低,二是在这些城镇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社会联系密切、文化差异小,利于农民工融入城镇社会。围绕区域性中心城市将县城和中心镇进行科学的组群划分,实施城镇集群化和同城化发展,加快形成城镇群(圈)内各城镇功能分工、产业定位互补、基础设施一体化布局和人流物流畅通快捷的同城化网络,就可带来对农民工(和农民)市民化的强大吸纳能力。

(作者单位:重庆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