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点”之思：历史、典籍中的执政思想源泉（2）

从中华传统文化精华中吸取治国理念的思想养料

习近平不仅把大量引用经典作为讲话生动有趣的一种风格，而且从总体上更加强调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并从中吸取治理国家的思想养料。⑥

习近平在就任总书记后第一次记者见面会上讲话时，就高度评价中华传统文化：“我们的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勤劳、勇敢、智慧，开创了民族和睦共处的美好家园，培育了历久弥新的优秀文化。”⑦

习近平上任后打造的“中国梦”这一重要概念，也是建立在大量吸收中华历史文化精华的基础上，正如学者所说，“实现中国梦必须充分汲取优秀传统文化的正能量”。⑧

习近平是自觉地把中华历史文化精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紧密对接的实践者。他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高瞻远瞩地指出了两者的关系，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他特别强调指出，宣传阐释中国特色就是要做到“四个讲清楚”：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⑨

在习近平的人与自然和谐一体、以民为本、以法治国、解放思想和发挥社会及民间积极性等治国的基本理念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华传统治国思想的影响。

生态文明建设。早在2005年2月23日习近平写的一篇文章中就强调：“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是一场关系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革命。”⑩习近平指出，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必须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老子思想可以从两个方面滋养可持续发展观：第一，老子思想是人类社会最早的可持续发展观，老子是人类世界中最早提倡崇尚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享受自然的思想家，最早提出人类社会应与自然和谐一体。他的“道法自然”、“莫之爵而常自然”、“辅万物之自然”的思想，他的如果人类“遵道而行，则万物将自宾（自然服务于人类）”的思想，在整个人类世界都是领先的，也被西方世界广泛接受；第二，老子不仅从宏观上倡导人类与自然和谐一体，也从个人微观层面上提出了具体的个人修身养性之道，倡导个人生活要自然而然，不要过多追求各种难得之货，不要超越人的自然而然的需求去追求奢糜的生活，以朴为美，以简约为美，人反而可以达到长生的目标。

以民为本。2007年1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先后写了《为民办实事旨在为民》（5日）、《为民办实事重在办事》（6日）、《为民办实事成于务实》（7日）等三篇文章，表达了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思想，认为应该如贤者所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孟子·梁惠王下》），必须重民生、办实事，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满足人民群众最基本、最紧迫的需求，做到让人民群众参与、让人民群众做主、让人民群众受益、让人民群众满意，真正使群众成为利益的主体。11

习近平十八大以来的历次讲话中，“人民”都是一个突出的关键词。他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始终植根人民、造福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民为本的价值观念的当代价值，也是民本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直接对接。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也有多处体现以民为本思想的内容：“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等等。12

所有这些，都可以在道家和儒家的民本思想中找到丰富的资源。老子所说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的思想，不知有之、亲而誉之的善治和以百姓的态度为最高和最后的政治评价标准；孔子使民富庶教的思想，把广施于民而能济众作为治理国家贤治境界的思想，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和关于养老恤孤制度的思想；孟子的民为贵的思想；贾谊所说的国以民为本，国以民为命，国以民为力，国以民为功的思想等，都是滋养当下以民为本实践的宝贵思想资源。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在任浙江省省委书记时，已经开始较多地引用老子的思想，例如：“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老子64章》，2004年1月13日引用）；“上善若水（《老子8章》，2007年1月17日引用），“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老子49章》，2007年2月5日引用）；等等。13 习近平还曾向浙江的专家学者请教道家所谓的“治大国，若烹小鲜”作何解。14 2013年3月19日，在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时，他再次引用老子的“治大国如烹小鲜”这一名句。15

而早在2001年5月，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就明确提出，今后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是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使政府成为“有限政府”，更多地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政府管得太多，必须简政放权，用老子的语言表达就是，政府做政府应该做的，社会做社会应该做的，各按自己的本来的特性和规律办事。16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的问题。17

这些都与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相通。老子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的思想，被一些西方思想家认为是自由放任和小政府大社会的思想之源。许多外国领导人喜欢老子的名句，如里根在1982年国情咨文中曾引用“治大国如烹小鲜”；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2010年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曾引用老子的“知止不殆”；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2011年的一次讲话中曾引用老子的“圣人之道，为而不争”。据介绍，《老子》一书是国际社会中被翻译成外国文本最多的著作。

以法治国。习近平一直非常重视以法治国的思想，他在2006年4～5月曾先后写下《建法治安村》（4月28日）、《法治：新形势的新要求》（5月10日）、《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5月12日）、《和谐社会本质上是法治社会》（5月15日）、《弘扬法治精神，形成法治风尚》（5月17日）、《坚持法治与德治并举》（5月19日）等六篇文章，提出要建立一种符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法治秩序”，进一步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积极建设“法治浙江”，逐步把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纳入法治轨道；他认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大特征”都具有法治的属性，和谐社会本质上是法治社会，法治也为社会和谐提供重要保证，法治通过调节社会各种利益关系来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法治为人们之间的诚信友爱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法治为激发社会活力创造条件，法治为维护社会安定有序提供保障，法治为人与自然的和谐提供制度支持；他强调，法治精神是法治的灵魂，人们没有法治精神、社会没有法治风尚，法治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根之花、无源之水；他还主张法治和德治相结合，依法治国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刚性手段，以德治国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柔性手段，只有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地维护社会的和谐，保障社会健康协调地发展。18

出任总书记后仅10多天，习近平就在纪念中国现行宪法施行30周年大会上强调：“必须全面贯彻实施宪法”；“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19他还在政治局集体学习上提出了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重要思想，特别强调“要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强调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决不是一句空话。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20十八大后，我们党对包括薄熙来、刘志军等在内的一大批贪腐官员依法进行了严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要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必须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要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21

而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的法治思想可以在这一方面提供宝贵的思想支撑。这主要体现商鞅的以法治国、刑无等级、法官独立、法治而不是权治、法大而不是权大、统治者和官员必须首先守法、法律符合国情民情简明公开让民众充分了解等内容。商鞅变法首先拿秦孝公的儿子、亲哥哥开刀，提出了一整套以法治国的思想，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国家雏型。商鞅的法治成果和思想仍然值得今天中国的法治建设借鉴。

习近平也引用了不少法家的经典来强调依法治国的重要性，他在2006年5月所写的文章就谈到“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商鞅·画策》)，并解释说，使法必行之法就是弘扬法治精神。从客观上说，法治也并不体现于普通民众对法律条文有多么深透的了解，而在于努力把法治精神、法治意识、法治观念熔铸到人们的头脑之中，体现于人们的日常行为之中。这包括培养人们的理性精神、诚信守法的精神、尊重法律权威的精神、权利与义务对称的精神、依法维权和依法解决纠纷的习惯，等等。他还引《韩非子·显学篇》中的“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说明古往今来将才良相大都经历过艰苦环境的磨炼。22

外交理念。习近平不仅把中华历史文化精华用于治理国内事务，还将其应用于对外事务的治理。习近平担任党政军最高领导职务后，先后把儒家的和为贵、考虑他者利益等观念用于中国的对外政策中，提出了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国际秩序观。尤其是在国家利益观念上，更是直接引用中华历史文化精华中的“义利观”，提出了新的国家利益观，要求在处理国家利益时，“一定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只有坚持正确义利观，才能把工作做好、做到人的心里去”。23 从正确义利观出发来处理国家利益，正是习近平提出的新型国家利益观的理论基础，也是习近平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运用于中国外交实践的一个典型。正如外交部长王毅指出的那样，正确对待和处理“义”与“利”的关系，重视道义与责任，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新中国外交的一个鲜明特色。我国传统文化一向强调正确处理“义”和“利”的关系，突出“义”的价值。24

什么是传统义利观的精华？在利益和道义面前，孔子提出了“见利思义”的观点，主张要正确处理义与利的关系，义就是指本着做人的根本道德行事，利就是指具体的利益（声名利禄等），君子可以为义而舍利，但如果义利兼得，又何乐而不为？25 荀子认为求利是人的本性，无可厚非，但应当以礼义节制求利的欲望，先义后利者荣，反对唯利之求。26

习近平提出的正确义利观指导下的新型国家利益观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正确对待义与利的关系。习近平提出正确义利观的题中之义，就是反对不正确的义利观，就是反对义与利的极端。第二，坚定不移地维护、争取、扩大中国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利益，任何时候不拿中国的主权、尊严、统一做交换。“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27 第三，共同发展是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共同的大利益。习近平指出，义反映的是我们的一个理念，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这个世界上一部分人过得很好，一部分人过得很不好，不是个好现象。真正的快乐幸福是大家共同快乐、共同幸福。我们希望全世界共同发展，特别是希望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28 第四，利是共赢之利。习近平指出，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赢原则，不搞我赢你输，要实现双赢。“合作共赢”作为习近平倡导的新型国际秩序观的核心，当然也体现在国家利益上。只有合乎义的利才能是共赢的，共赢的利一定是合乎义的，共赢就是义与利的结合，是义与利的平衡。第五，中国既坚持国际正义，也讲友好国家情义。中国在国际政治上“要秉持公道正义”。在首次出访非洲时，习近平用“真、实、亲、诚”来概括中国对非政策，就是从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友好情义上来讲的。第六，平等但有区别的义利观。习近平多次指出，平等互利，是对待所有国家的公认的国际准则。但对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除了利益对等原则之外，还必须尽中国的义务，给予一定的单方面优惠和照顾；而对那些“贫穷的国家”，尤其是那些“长期对华友好而自身发展任务艰巨的周边和发展中国家，要更多考虑对方利益，不要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绝不能惟利是图、斤斤计较”。29 第七，“力所能及”原则。无论是维护国际正义，还是援助别的国家，都有一个能力和愿望的平衡问题，要避免“不及”，也要避免“过”。“不及”就是惟利是图、斤斤计较，该援助时不援助；“过”就是打肿脸充胖子，以损害本国利益来追求虚名虚利。在“过”与“不及”之间的举动就是义，即宜，适宜，在适当的时候采取适当的行动。正如习近平所言，中国“有义务对贫穷的国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30。第八，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31中国也在追求本国的国家利益，但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关切他国的利益和他国的感受。尤其要照顾对方核心关切，妥善处理两国间存在的问题和分歧。32

从以上论述可见，习近平的治国理念，大量地借鉴了中华历史文化的精华，并紧密结合当前的现实情况，赋予其新的意义，既使中国的社会发展实践从中国的历史文化中获取正能量，又反过来使中国的历史文化精华在新的实践中获得新的生命力，使得中国的历史文化真正历久弥新。二者正好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