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政治空间背景下的公民理性政治参与之道（3）

(二)网络政治参与对政府善治的负面效应

1.网络政治参与遭遇“数字鸿沟”，挑战了政府善治的公共性。“数字鸿沟”指的是处于不同社会经济层面上的个人、家庭和地理区域之间，对享有信息和通信技术机会程度以及对用之参与广泛活动的互联网的使用程度的差异。虽然网络政治参与具有平等性的特点，但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平等却因为遭遇“数字鸿沟”时常会面临尴尬。事实上，网络政治参与是否反映参与的平等性要求，与网络的城乡普及率关系密切。资料显示，虽然中国网民总数居世界第一位，网络普及率也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数字，但是城乡之间的网络普及差别却是触目惊心的。据CNNIC数据显示，2005年底，中国城镇互联网使用普及率为16.9％，农村为2.6％，差距为14.3个百分点。2009年底，城市互联网使用普及率44.6％，农村15％，差距为29.6个百分点。到2010年6月，差距增加到34.2个百分点。这就造成了部分公民不能或较少通过网络来参与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从而导致这部分人的政治参与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剥夺，使得网络话语权往往掌握在部分网络精英手中。正如提姆·鲁克所说：“数字鸿沟把整个社会划分为信息的富有者和信息的贫困者，以及第一和第三世界。”[12]这种人们获取和利用信息资源的不对称状况，不仅极大地加重了政府的管理职能，同时也挑战了政府善治的公共性。

2.过分张扬的非理性隐匿参与，导致政府管理无法“到场”发挥规范作用。在现实的参与空间中，公民的政治参与被限制在政府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其自发的政治参与一般会被严格控制。在网络政治空间，网络的隐匿性解构了现实交流中的许多禁忌，使得大量“网上围观”者能以“隐形人”的身份在网上自由表达，虽然这种政治参与有利于网民倾诉民生、宣泄民怨，但从政府管理的视角看，由于管控的对象从有形变成了无形，从公开变成了隐蔽，极易导致一些网民在脱离现实社会制约的条件下放纵自己的行为，他们或出于一时的义愤或一时的冲动，肆无忌惮地转帖一些无中生有甚至是耸人听闻而且有悖于政治原则的言论，这无疑就会大大增加了政府社会管理的难度。上述“言论自由”状态任由发展，将会严重影响公民政治参与的健康发展，甚至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无政府主义。所以，从规范有序的角度看，“只有合理勘定网络政治参与‘私域’与政府管理‘公域’的界限，以政府管理为依托，以法律为规范，网络政治参与才能井然有序地进行”[13]。

3.“群体极化”容易致使政府在善治目标上发生偏差甚至对立。“群体极化”是指“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观点”[14]51。这一概念最早是美国学者凯斯·桑斯坦于1961年在总结群体讨论现象时提出的。在互联网中，是否也存在类似现象呢？对此，桑斯坦持肯定态度，“毫无疑问的，群体极化正发生在网络上。网络对许多人而言，正是极端主义的温床，因为志同道合的人可以在网上轻易且频繁沟通，但听不到不同的意见”[14]52。网络的交互性为兴趣相投或者立场相近的个人尤其是年轻人寻求话语的共鸣提供了便利。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些年轻人，他们当中的相当数量已不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结成各种虚拟的社群，以“群体主体”的形式在网上出现。年轻人由于思想不甚成熟，加之缺少人生历练和社会经验，面对海量的互联网信息，致使其更易在人云亦云中失去理性，甚至走向极端，进而产生“群体极化”。这样，就容易导致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会因无法完全代表全体公众的意愿而出现失误，致使政府善治目标发生偏差甚至出现对立。

四、优化公民网络参与的社会软环境策略：培育理性的网络生态文化

(一)提升网络主体自主表达与自我规避的政治参与意识

网络具有平等性，信息时代的网络政治参与避免了“多数”的“优势”，即使是“少数”的观点也能透过网络及时得以释放，这无疑有助于提升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但是，作为一种全新的自媒体，网络匿名性和虚拟性的特点，客观上又为网民政治参与的随意性、非法性提供了消极条件。所以，作为网络政治空间参与者，每一个网民在这个公共的话语空间围绕各种利益诉求进行网络评判、网络对谈时，都应该自省、自警，要有为自己传播的信息而负责任的态度，防止和克服网络世界的道德失范。特别是在面对各种泥沙俱下的不实言词甚至是谣言时，更要具备运用理性来甄别和判断此类信息的能力，切忌盲目跟风，从而做一个有媒体文化素养的优质公民。在信息社会，媒体文化素养是一个崭新的话题，也是热点话题，实际上，许多西方国家也早已将媒体文化素养视为公民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毋庸讳言，当下我国存在着大量的网络秩序失范现象与公民媒体素养意识淡薄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在新媒体环境下，积极强化参政主体的媒体文化素养，提升他们的批判思维能力和自律意识，使其具备理性的思想、规范的行为和积极的心态，这是信息时代优化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切入点。实践证明，在网络政治空间里，公民自我约束与自我规避参与之道的养成以及媒体文化素养意识的提升，其价值影响深远，借此，它不仅能达到拓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深度和广度的目的，而且还可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来“为民主意识的生成与民主实践的训练提供土壤，为弥补民主设计原则与现实执行的差距提供新的思考角度”[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