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毛泽东农业合作思想的困窘与张力（3）

　三、“组织起来”的困窘与困窘的思考

在“组织起来”的号召下，1950年全国组织起来的农户为11510702户，占总农户的10.91％，1951年组织起来的农户占总农户的17.54％，1952年占39.9％，1953年占39.47％，1954年占60.32％，1955年占64.86％，1956年达到91.7％。(21)“组织起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田水利建设，发展了农业生产，支援了工业化建设。今天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也正是在毛泽东“组织起来”的农业合作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但是，基于那个时代的局限，经验的有限与实践的复杂，“组织起来”面临着理论、利益、制度方面的困窘，农业合作也在50年代末的经济危机中陷入困顿。

1.“组织起来”与群众运动的困厄

毛泽东看到了人民群众的无穷力量，在“组织起来”的号召下，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用群众运动来发展经济，并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想，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农业合作思想的独特之处，但问题也接踵而来。一般来说，群众运动就是有广大人民参加的政治运动或社会运动。所谓社会运动，就是有许多个体参加的、高度组织化的、寻求或反对特定社会变革的制度外政治行为。(22)西方社会学界认为，社会运动是日常秩序的一部分，社会运动的恶性或良性发展方向取决于该国将一般社会运动纳入体制轨道的能力。因此，在和平时期国家组织发动下的群众运动，面临着如何有效规范和制约的问题。而在这个前提下的另一个尴尬则是如何把合作社这样的经济自治组织作为一种政治工具而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发动起来，并达到良好效果。

其一，农业合作的群众运动如何处理好国家与合作社、农民的关系。在政府主导下，群众运动容易违背自愿原则，也因为采取行政方式的发动，容易滋长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20世纪30年代就有学者主张，“合作事业原为民众自觉、自动、自主的社会经济事业，只有从社会运动而开展出来的才亲切实在、组织健全，而由政府推进则效果不良”。(23)可见，当时的学者就已经开始关注合作、社会运动与政府的关系问题。合作事业固然是自觉的理性组织，但鉴于中国的国情以及合作本身同时作为经济手段和工具理性的需要，自然不能排除政府的推动，离不开政府自上而下的指导和帮助，但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合作的关系，不迷失自身的本性和独立性。群众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合作的发展，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不是自觉的群众运动而是被动的群众运动，因而很难保持合作组织自身的理性。

其二，经济自治组织和政治工具的错位使组织起来的群众运动陷入困境。毛泽东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其理论基础建立在“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基础上，他认为，“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严重的思想的和政治的斗争，每一个合作社，不经过这样的一场斗争，就不能创立”(24)。显然，毛泽东还是囿于固有革命运动的思维，过度强调组织起来，发动群众，而缺少把群众运动与经济活动联袂的理论探讨。和革命战争年代的政治运动不同，如何在和平时期开展群众运动，如何利用群众运动开展农业合作，促进经济发展，如何防范群众运动中带来的负面效应，这些问题需要在实践中摸索，更需要理论上的指导和预设。正因为缺少理论准备，在实践中出现问题时只能亡羊补牢，亦步亦趋。而越来越激进的政策更是导致农业合作陷入危机，如在农村中发动的意在巩固和控制农业合作化成果的农村大辩论的群众运动就出现了“重点批判面过宽，乱点名、乱斗争，翻粮食，乃至打人、捆人、罚跪、游街、污辱人格等现象，有的因此造成了自杀的严重事件”(25)。

2.“组织起来”与合作化、集体化的困惑

毛泽东主张把农民组织起来，从互助合作到初级农业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合作社，这样一条循序渐进的发展模式实质上是把合作社这样一种经济组织更多地当作政治工具，把合作化与集体化等同起来。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习与领悟，更多的是吸收了斯大林的经济思想。有学者认为，合作化运动承载了太多的功能，加上新生国家面临社会主义建设压力，导致合作化运动不断加速，而在政治压力和政治动员下，集体化就成为必然，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和制度的嵌入是集体化逻辑极致的结果。(26)

应该说，合作化并不强调产权的所有制形式，而是强调生产等各要素的合理组合方式；集体化则强调产权的集体所有制。毛泽东把合作化等同于集体化，关键是没有解决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存在认识错位。这主要表现在毛泽东认识到小农经济的局限，但存在对生产力的视野屏蔽。个体经济的局限不仅仅是生产关系所有制的局限，也有农业技术方面的局限。毛泽东看到的更多的是生产关系的局限。当邓子恢提出应让包产到户再试一试时，毛泽东用一句话再次说服全党：“家庭经营已经试了几千年，还不清楚吗。”(27)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建国后农业的快速增长固然得益于家庭联产责任制，但更多的是生产技术的推广和应用。虽然毛泽东也大力提倡农业的技术和机械化，但他更多的是力图改变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力。“他把与落后生产力相适应之处，如农业集体经济内部的小私有，个体经济的存在，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成熟、与生产力不适应，要把它们‘完善’掉。这种认识导致生产关系向着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方向发展。”(28)

3.“组织起来”与个人利益、国家利益的困窘

现代经济学认为，不管在现代市场经济还是非市场经济甚至古代传统经济，人的经济行为总是理性的。在面临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时，一个经济行为人总会选择一个令他的效用得到最大满足的方案。因而不管是农民有合作化的需求还是部分农民被动执行国家政策，他们首先考虑的是个人利益的获得。建国后，毛泽东在审阅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时，就在草案谈到“必须在农村中提出爱国的口号，使农民的生产和国家的要求结合起来”处，加写了“片面地提出‘发家致富’的口号，是错误的”一句。(29)可以看出，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之初，毛泽东就有把国家利益和农民个体利益统一起来的思想。面对苏联残酷剥夺农民的做法，毛泽东强调“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并认为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的。(30)

农民利益的追求是毛泽东合作思想的本意，而在毛泽东的合作思想和农业合作实践中，农民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统一面临艰难的调适。其一，在处理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上，毛泽东把合作看作是通向共产主义的手段，把农业作为工业化的支援产业，加上共同富裕的理想主义，此种政治功用掩盖了农民具体的经济诉求，从而极大地影响到了农民个体当前个人利益的获得。在农业合作实践中，过早地取消土地分红，挫伤了部分农民的积极性，也损害了地多人少农户的利益。农民自主权和私有产权的逐渐丧失让合作化运动陷入利益困窘之中。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整体目标的神圣激励模糊了个体和群体、个人和国家的权益界限，侵害了个体和个人利益。虽然毛泽东极力想达到农民个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统一，但在实践过程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是把农民的个体利益作为长期目标来实现的，而把国家利益作为当前目标重点对待的。这种错位带来了部分农民的不满和低效率。不少合作社片面强调合作社集体利益，忽视社员的个人利益。造成了一些地方1957年初大批社员拉马退社和准备退社风。其二，在处理个人利益与共同富裕问题上，在毛泽东的农业合作理念中，不自觉地受到了传统文化中大同思想的影响，却混淆了平等与平均的实质性差别，造成实践上的偏差。个人利益的获取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前提，忽视个人利益一味追求共同利益只会走向平均主义的歧途，结果是不但个人利益得不到满足，反而严重损害国家利益。其三，在处理国家、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矛盾上，毛泽东倾向于把经济利益矛盾放在从属地位，却把人民内部的政治、思想矛盾放在首要位置。“积极、稳步就是要有控制数字，派任务，尔后再检查完成没有。有可能完成而不去完成，那是不行的，那就是对社会主义不热心。”(31)可以看出，毛泽东习惯用意识形态崇拜和政治手段，如批评—团结—批评的方法以及鸣放辩论的方式，去处理经济利益矛盾，却忽视了建立正常的经济生产秩序，忽视了合理的利益分配和激励机制。

4.“组织起来”与制度供给不足的无奈

“组织起来”是一个很好的动员口号，也是一个具有延续价值的经济思想，它为农业合作经济的发展指明方向。但是“组织起来”还存在制度完善的问题，以及既要发动群众，又要尊重合作组织自身运转的规律的问题。运用动员的方式来发展经济，这在抗日战争或建国初期等特殊时期下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但其效应不能永久持续下去。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更应该具备理性的思维和眼光。我们不得不承认建国后有关农业合作的经济制度是不完善的。

其一，多为宏观指导，缺乏微观制度供给。虽然在制度安排上，国家颁布了合作条例与法规，并遵循典型示范的循序渐进的方法(实际上到后期是循序快进)，但制度的缺陷仍然不容忽视。毛泽东虽然强调自愿原则，具有诱致性制度的意义，但因为多是宏观、总体的研究和把握合作问题，而少微观、细致的具体规划，因而具体操作的困难容易使诱致性制度蜕变为强制性制度。在农业生产合作社数量方面，毛泽东认为“要有控制数字，摊派下去。摊派而不强迫，不是命令主义”。(32)但是如何不因数字的摊派而变成强迫，的确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发展合作社问题上，毛泽东认识到重点是比质量，“质量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要增加生产和不死牲口。怎样才会增加生产，怎样才会不死牲口？这就要遵守自愿互利的原则，要有全面规划，要有灵活的指导。有这几条，我看就可以使合作社的质量比较好，就可以增加生产和不死牲口”。(33)在这里，自愿互利原则、全面规划和灵活指导实际就是给当时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提供了宏观指导。但遗憾的是，虽有地方微观制度的出台，但总体上地方微观制度供给不足和缺陷仍然占据主导，没有和宏观政策形成很好的呼应，这也是农业合作化运动陷入困顿的原因之一。如黑龙江省实现高级农业合作化以后，在经营管理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缺乏切实可行的生产计划。有些合作社虽制订了一些生产规划，但指标定得太高，基本建设计划过大，缺乏科学性，没办法实行。特别是有些社盲目地打井、修渠、筑坝，结果都不能发挥作用，白白浪费了资金和劳动力，劳民伤财。有的合作社计划搞得太烦琐，种类也太多；有的社制定完计划之后便锁起来不用了；绝大部分合作社没有制订规划。(34)

其二，变化太快，缺乏制度稳定。胡乔木回忆到，1955年初毛主席提出要他修改邓子恢同志等起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毛主席当时指示要稳定下来，要将合作社的一些规章标准化，在全国统一执行。但是后来领导思想变化太快，稳定不下来。毛主席是一种矛盾的思想，希望稳定下来，同时又想要不断改变。(35)到了“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已的确不太注意制度的完善了。”(36)而在另一方面，毛泽东希冀通过强调政治热情，重视道德教化，精神激励来弥补制度的缺陷。而这种靠神圣激励所造就的政治权威和秩序终究是不稳定和短暂的，当神圣的希望落空时，所谓的权威和秩序将被打破和颠覆，反而引发更大的空虚和动荡。有国外学者认为，“的确，到1956年底几乎全部建立完全集体化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之举，更多的是由于党组织对运动的热情贯彻，而不是由于毛泽东的规划”。(37)